第－章     艰苦岁月
　　
那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凛冽的北风呼呼地怒嚎着，连绵不断的冬雨簌簌地飘洒着，从屋房裂缝吹进的寒风无情地摧残着我们，冻得我鼻酸头疼,两脚发黑。寒夜里，母亲把父亲留下的唯一一件破旧大衣盖在我的身上，双手搓着我冰冷的小手，姐姐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我们就这样在冬夜里，互相传递着温暖，强忍着失去亲人的悲伤，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第一节 苦难的童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第二年，我出生在粤西山区的一个偏僻小山庄——化州县新安镇牛角垌村。牛角垌村，座落在宛似牛角形的山沟里，村子四面是连绵起伏的小山包，零散的小树林围绕着村边，几十户人家就在这山与林的怀抱里，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静静地憩息生存。
通往村子的小径，从村外一华里的乡村马路向村里曲折地延伸。村口有一颗百年榕树，树木四季常青，翠绿茂盛，常见群群蝴蝶在树丛中翩然起舞。风雨的洗礼，岁月的磨练，这颗榕树不但没有枯木朽株，更显拔地参天。老人们说，这颗榕树是村神，日夜守护着村子的幸福和安宁。
 
村子南边有一条山泉小溪，小溪从村子西面的山坡向下蜿蜒曲折地流淌，涓涓的流水清澈见底，是村里妇女们洗菜滌衣的好地方。村子东边有一块池塘，池塘被青草和野菜包围着，水面磷光闪闪，就象一颗无徦的翡翠。
这里虽然没有浩瀚的河流，没有茂密的森林，没有诗情画意的美景，但那朴实无华的山乡景色，却更有另一番风情。
我出生时，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而每户人家住的都是竹篱瓦舍，一年四季只靠耕田种地为生。村里没有一户小孩能念上中学，没有一户人在外做事。村中流传一句话：“牛角垌，牛角垌，男人难娶老婆，女人裤穿洞”。
小时候， 我母亲就多次对我讲述解放前的辛酸史。解放前，我祖父祖母早年去世，我爸（彭宽龙）、母亲（杨春胜）带着大姐（彭惠明）、二姐（彭连芳）和哥哥（彭金贵），靠租种地主几分地谋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家里缺粮垓饿，父亲常常上山挖野菜山薯回家充饥，而又因吃了一种叫”凉薯” 的山薯而全家中毒。我母亲也经常带着姐姐到外地拾红薯熬日子。
一九四五年，伪保长带来了一帮”牛骨头”(俗称，国民党兵) ，把我爸毒打一钝后，五花大绑捉去当壮丁了。爸爸当壮丁期间在化州附近修路做苦工，常常垓打受饿，曾几次逃回家, 又被捉回毒打。我母亲带着哥哥和姐姐在家饥寒交迫，无奈之下把八岁的大姐卖给了地主当婢女。而十二岁的哥哥上山挖树头烧碳，把碳挑到四十里外的化州卖，把赚来的一点点钱帮助母亲度日。母亲把节省的点滳大米煲粥，背着四岁的二姐，带上烯粥，徒步几十里寻找父亲。
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日子难熬，母亲常常痛苦流泪，曽产生过把当年四岁的二姐弃丟的念头，但又不忍心，最终还是艰难地把哥哥和姐姐带出了苦海。
解放后，我爸获得了新生，回到了家，但由于当壮丁期间被国民党兵毒打致伤，已患上了”内伤”(脏腑发病)。我大姐也从地主家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我出生后，一家六囗人，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破旧泥砖屋里，度过每年的春夏秋冬。炎热天的晚上，我们就坐在门囗，手摇着槐扇乘凉，数星星、望月亮；寒冷天的夜晚，我们就烧柴取暖；每逢刮风下雨，一家人只好围在一起，无奈地看着屋顶上飘落的雨水，外面下大雨，屋内落小雨，担心破烂的房子会在风雨中倒下。
1957年，我家勉勉强强建起了一座泥砖屋，一厅二室，房屋面积30多平方米。房屋的墙体，是用稻田里的泥巴压成方块后晒干的泥砖彻成；屋顶的瓦片，是用山里的瓷土压制成坯体后用土窑烧成的。房屋虽然简陋，但却是父母采用农村的建筑传统，自力更生建起来的。新房屋既解决了我们的栖身之地，又成了我家的唯一家产。房子建好后，我们一家人喜气洋洋，在鞭炮声中搬进了新房。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家就在搬入新居的当年，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1957年是大跃进、大练钢开始的火红年代。毛泽东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在全国掀起了“以钢为纲、大练钢铁” 的大跃进运动。那时在我这个贫穷小山村，村里的劳动力全被抽去炼钢，农民在田间垒起小土炉炼钢，家里的铁器也全被上交去炼钢，为了炼钢，山上的树木也都被砍光了，这是一场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的战斗。
我大哥彭金贵作为大炼钢的突出手，日夜奋战在炼钢的第一线。然而，那年十七岁的他，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发病几天后，因为无钱求医，白白地病死了。临死时，他痛苦地躺在床上，还不断地唱着“生产大跃进，大家一条心”的歌。那年我只有七岁，虽然已过五十六年，但每逢想起那凄惨场景，还隐隐作痛。
1958年，我家人还未抹去大哥死去的悲伤，我父亲又突然病逝了，真是祸不单行。父亲病逝时，我只有八岁，看着母亲和姐姐跪在父亲棂前呼天抢地的痛哭，我也跟着戚然哭泣，幼小的心灵受到了莫大的伤害。
可怜的是，在办理父亲丧事时，家里空荡荡的连一粒大米也没有。母亲哭着向生产队大饭堂借米时，生产队长说：“人民公社号召大家大吃大喝，大饭堂建立几个月就把全队的粮食吃光了，现在只靠吃木署片过日子，那有大米？” 后来，我母亲只好带着姐姐和我，在没粮没钱的悲痛之下，简朴地为父亲送上一程。
父亲逝世后，母亲带着姐姐和我搬回了原来居住的破旧房屋。
那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凛冽的北风呼呼地怒嚎着，连绵不断的冬雨簌簌地飘洒着，从屋房裂缝吹进的寒风无情地摧残着我们，冻得我鼻酸头疼,两脚发黑。寒夜里，母亲把父亲留下的唯一一件破旧大衣盖在我的身上，双手搓着我冰冷的小手，姐姐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我们就这样在冬夜里，互相传递着温暖，强忍着失去亲人的悲伤，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北风吹得房屋的木门吱吱作响，漆黑一片的村子里，不时传来几声“汪汪”凄凉的狗叫声。无法入睡的母亲，注视着我和姐姐可怜的模样，对着屋顶声泪俱下地吼叫：“老天呀，我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懂事的姐姐用手袖擦去母亲眼角的泪水，安慰母亲说：“亚妈，我不上学了，和你一起参加生产队劳动，一齐把弟弟养大” 。 此时，母亲更加伤心，两手抱着我和姐姐，泪流满面。可怜的姐姐那年十五岁，只读了二年小学就因家里贫困停学了，平时吃的是杂粮或米汤，穿的是村里婶婶手工编织的黄麻布衣。
两年相继丧失两位亲人，在人世间也许很少家庭会发生，然而这种不幸偏偏降临在我家。在那个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我家遇上了如此重大的灾难，真是雪上加霜。至今，我还弄不清，也不敢想象，在大饥荒、大灾难的面前，我母亲是如何应对这种难以承受的灾难，又如何带领我和姐姐冲破种种困难的重围，在孤独无助的逆境中成功突围而生存下来。
我有两位堂叔叔，大叔彭和龙，二叔彭增龙，叔叔婶婶十分同情和关心我家。但，那时他们家也很穷，只能用爱心关怀和温暖我们。和龙叔的女儿彭河珍比我少二岁，养子彭亚文比我大五岁，她(他)俩十分痛爱我，经常请我到叔叔家吃饭，彭亚文还经常教我干农活, 教我唱山歌，晚上和我作伴住在他家。増龙叔身体不好，二婶勤劳持家，生下二男二女，我们彼此相互关心，就象一家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