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原创个人传记作品《鹤步太极行功》之目录及第一章
第一章 成长之路
第一节少年英雄苦难成
第二节辗转求医遇高师
第三节历经磨难终不悔
第四节天道酬勤学业丰
第五节诚心求法凌绝顶
第六节远涉重洋去北美
第七节妙手去病收高徒
第八节慈母严父情永在
第二章 弘法之路
第一节 自成一派
第二节 造福众生
第三章与佛结缘
第一节皈依圣平法师
第二节幸会觉海法师
第三节礼法心定法师
第四节拜谒净空法师
第四章典型案例
第五章正本清源
第一节如何看待中医
第二节如何看待气功
第三节如何看待传统养生学
第五章鹤步行功
第一节鹤步太极行功的名称
第二节鹤步太极行功的性质
第三节鹤步太极行功的原理
第四节鹤步太极行功的独创性
第六章 鹤步太极行功初级功
第一节少年英雄苦难成
广西梧州是一座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岭南名城，据史籍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梧州就有人类在此聚居、生息、繁衍。经过夏、商、周三代，至春秋战国，在梧州活动的原始部落被称“苍梧人”﹙古籍称“仓吾”，为越族分支﹚，是中国最古老的部族之一，后发展为壮、侗等民族。
梧州地处桂东，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北回归线横贯市区中部。这儿山川秀丽，钟灵毓秀，山在城中，城将水抱，风景非常优美。梧州有景点、名胜古迹和文物点250多处，有被苏东坡称为“鸳鸯秀水世无双”的鸳鸯江，有爽岛大型天然瀑布群、全国最早建设的孙中山纪念堂、东南亚最大的蛇园、世界最大珍稀保护动物黑叶猴人工繁殖基地、太平天国封王建制遗址、李济深故居等一批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2002年2月，梧州市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梧州建城很早，始建于公元前183年，系珠江流域的西江、浔江、桂江三江总汇，自古就是中原至岭南的交通枢纽，滇、黔、桂、湘物资出入的门户，号为“士商萃集之地”。
梧州清山环绕，三江水抱，古时有七观十九寺之盛，是道教、佛教、儒教、基督教、天主教五教并盛的宗教圣地，至今仍保存着数量众多的宗教建筑：龙母庙、西竺园、四恩寺、天主教堂、白鹤观、思达医院旧址……基督教保留了大中路教堂以及珠山建道神学院旧址，而天主教堂位于民主路维新里，这些建筑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绚丽文化的结晶和宝贵遗产。
梧州下辖苍梧县、藤县、蒙山县与万秀区、龙圩区、长洲区，代管岑溪市。其中长洲区位于梧州西部，是梧州市最年轻的城区，毗邻广东，与粤港澳一水相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口岸城市，素有“广西水上门户”和“小香港”美称。
长洲区又辖大塘街道、兴龙街道、长洲镇、倒水镇。长洲镇有个村，叫寺冲村。本书的主人公邓钧允博士就于1955年出生在寺冲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邓博士的父亲叫邓金芬，母亲叫黄佩芝，在此之前，这个普通农民夫妇已生了三个女儿。对于中国传统家庭来说，都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观念，所以夫妇两急切地盼望着一个男孩的降生。所以当这个可爱的小男孩一出生后，注定给这个普通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快乐与幸福。
邓金芬是个老实本分的普通百姓，但同时，他又是个非常聪明勤于思考的一个中年人。他没有正式上过学，仅仅读过工人夜校，然而凭着他的聪明与才干，他进了一家国有工厂里，任技术员。对于自己的第一个儿子的到来，邓金芬充满了期待，他希望这个孩子以后能成长为栋梁之材，光宗耀祖。
小钧允才两岁时，父亲邓金芬就把他带来到梧州市，跟自己在一起生活。而母亲黄佩芝还是带着几个孩子，在寺冲村务农。邓金芬显然对这个儿子倾注了心血，他要亲自培养这个家族未来的希望。在那个时代，政治环境比较严峻，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父亲把小钧允带到身边，虽然小钧允当时还没有城市户口，属于黑户。但父亲的想法显然是希望小钧允能够在城市里呆下来，并能在以后出人头地。
就这样，小钧允在梧州城里呆下来，跟着父亲，耳濡目染，他的知识面很丰富，视野更宽广了。并且小钧允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从小就很聪明。对于一些生活上的新奇事，他都会认真思考，并会努力探究其中的原因。不懂的地方，他会向父亲讨教。见儿子如此聪明好学，让邓金芬更加高兴，对儿子的期望也更高了。
待儿子长到六七岁后，邓金芬到处求人，终于让儿子在城里读书了，那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小钧允并没有城市户口，在城乡差距还非常大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要想让一个农村户口的孩子在城市里读书，得经过重重审批。但不管如何，最终小钧允在城市里呆下来并上学了。
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伟人巨人，在少年时就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并最终取得伟大成就。这样的事例太多了，汉代孔融七岁时就知道让梨，宋朝司马光还是小孩子时就知道砸缸救人，还有什么春秋时甘罗十二岁就拜相，明代张居正少年时就被巡抚誉为国士。少年时的小钧允也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非常聪明，可以说过目不忘下笔成诵。不但如此，小钧允尤其对理工类的知识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当时常见的电子品主要是收音机，还在上小学时，他就学会了修理收音机了，不管是石英收音机，还是电子管收音机，小钧允几乎是一看就会。看到儿子如此聪明，邓金芬的心里自然是非常欣慰，可以看得出来，儿子必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他不知道的是，此时，一股巨大的政治旋风即将刮起，而他、他的家庭、他的孩子都将在这巨大的旋风里受到蹂躏，整个人生，都会彻底改变。
1963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年份。1958-1961年，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悲惨的年份，官方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这三年中，中国国民经济严重衰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有不少人在这其间饿死。之后，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过左的政策也得到了部分的纠正。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是难得的两年安静时期。但进入1963年，政治天空又是乌云密布，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将开始。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认为国内出了修正主义，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运动期间中央领导亲自挂帅，指导“四清”；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四不清”干部纷纷做检讨，表示“洗手洗澡”，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情节。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这本来是最高层之间的政治斗争，但是却波及到了最低层的百姓。1963年，对于邓金芬以及他全家人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反右运动中，邓金芬已被划为右倾分子，但是还没有收到多大冲击，然而他没有躲过这次四清运动的风暴。作为一个农村子弟，邓金芬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在外也寡言少语，更没有什么反党言论，按常理说，没有什么把柄会被人抓住。但他错在他太聪明太能干了。邓金芬没有正式上过学校，完全是自学成材，凭着他的聪明才智，他进了梧州市水产养殖厂。梧州市水产养殖厂是当时梧州地区一家比较好的工厂。这已经是让人嫉妒了，而他在厂里，由于技术能力很强，是厂里的技术骨干，类似于厂里的高级工程师，这更让人嫉妒了。最让人嫉妒的他的工资特别地高，高达52元，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属于高收人者，在他们厂，这收入估计也是仅次于厂长了。有这么多让人眼红的理由，在那种政治环境下，邓金芬难免不被一些人恨之入骨。而最关键的是他竟然有个天大的政治弱点，一个他没有办法决定的政治弱点，他有海外关系，邓金芬的姐夫的弟弟在香港。这在今天来说也许是个让人荣耀的身份，但在当时，这是一个悲剧，是无法弥补的弱点。
总之，邓金芬因为过于能干，并且有海外关系，所以他不能决定自己的任何命运，被无条件地打倒了，下放回农村。对于邓家人来说，这仅仅是家庭苦难的开始。父亲邓金芬被下放到了农村，对于小钧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此时他才八岁啊。八岁的小孩子，以今天的眼光看，还是依偎在父母怀里，享受天伦之乐的孩童，或是穿着父母买好的新衣服，蹦蹦跳跳上学的无忧无虑的小孩子。但是，对于小钧允而言，八岁的他，苦难就正式开始了。
母亲及姐弟他们都在农村，而今父亲也被下放回乡。摆在钧允面前的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跟着父亲回农村，但这也意味着放弃了他的学业。让人想不到的是，小钧允竟然选择了一条看似根本就不存在的路，他决定一个人独自留在城里继续读书，这是一个让人不敢想象又非常需要勇气的决定，但是小钧允决意如此，他要一个人留在城里读书，无依无靠地一个人在城里读书，那年，他仅仅才八岁。
1963年，八岁的小钧允，开始了他的类似于孤儿的生活，虽然此时他父母健在，却远在农村，没有办法顾及到他的生活了。而且由于他的父亲是右派，且现在又被下放到农村，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八岁的小邓钧允似乎就被贴上了坏人的标签，没有人帮他，或是说想帮也不敢帮。但是古语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钧允虽然才八岁，却很懂事，靠捡垃圾为生，硬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努力地生存下来了。到现在，邓钧允博士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卖垃圾的价格：黄铜，两毛钱一两；生铜，一毛五一两；纸片，四分钱一斤。往往天还没亮，大约也就是凌晨三四点左右，小钧允就起床出发了，到电池厂、皮革厂、塑料厂等厂家去捡垃圾。当时捡垃圾的人不止他一个，然而他肯定是最勤奋的一个。每天的这些厂家的第一个捡垃圾的人就是这个才几岁的小孩童。至今邓钧允博士还记得，每天早晨背着小篓捡那些铜丝、电池帽等的情景，然后卖到废品收购站。除了捡垃圾之外，小钧允还得用其他方法赚点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还能记得自己常出去钓黄鳝、钓小鱼。但是他几乎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全拿出去卖钱，然而困难却让这个苦水泡大的孩子却越来越坚强。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贪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可以说，此时的钧允虽然才八岁，却可以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丈夫。在此后的几年中，家里没有给过钧允一分钱，也实在没有钱给他，他家里处境更困难。母亲黄佩芝一个人在家务农，而今父亲也回去了，只有那么一点田地，由于父亲邓金芬的右派身份，他在农村也成了二等公民，只能处处小心为人。偏偏他们又生了很多小孩，加上小钧允，一共是生了六个小孩，在那个年代，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但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还是托人，每月从农村带来一小袋米过来给他吃。在那个年代，这一小袋米的份重，无疑是极重的。没有钱买菜，小钧允就自己动手种菜。他弄了个小菜园，里面都是自己种的一些菜还有一些能吃的野草。
更为难得的是，虽然是这样环境下成长，小钧允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很好，在班上乃至学校里也是名列前茅，不管环境如何凶险，钧允的内心仍然充满阳光。他对电器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一点，他完全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还是在小学时，他就能熟练地装修各类收音机了，早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就能制作矿石收音机了。当时，在小钧允的宿舍上面，住着一些高年级学生，他们在楼上捣鼓矿石收音机，拨弄着指针来调整频率。好奇心极强的小钧允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新鲜玩意，他用卖垃圾积累下来的钱，到学长处买来了耳机。但有了耳机，还缺少电铬铁，而小钧允又没有钱，只能自己动手来做个简单的电铬铁。他先是捡来的铜条磨成小铜针，然后再在外面包上一片捡来的小铜片，几经操作，就做成了一个简单的电铬铁。就这样，凭着这些原始的工具及聪明的大脑，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他竟然自己也弄出了一台矿石收音机。后来，半导体收音机小钧允也能熟练地装配。甚至在附近都有一定的名气，有不少人收音机坏了拿来给他修，俨然一位电器修理师了。
然而苦难还在继续，到了小钧允十二岁时，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他的头上。1966年年初，部队对毛泽东的“神化运动”继续发酵：“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彭真领衔的“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提出“二月提纲”，要求限制学术争论中“左”的倾向。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与江青，张春桥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称后者为“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在谈话中点了彭真、吴晗、翦伯赞、邓拓和廖沫沙等人的名字。
1966年5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改组，江青任副组长。历时十年的“文革”全面发动。是月，被称为“大毒草”的《燕山夜话》作者邓拓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尽。北京大学贴出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声称对一切“牛鬼蛇神”和“修正主义”要“彻底，坚决，干净，全部地消灭”。
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红卫兵运动波及全国。11-12月间，上海造反派组织公开要夺取市委权力。在北京，力阻文革冲击工矿企业、力促正常生产的陶铸被“中央文革小组”公开批判。年底，动乱被进一步推向农村。年末，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了“康平路事件”，10万人参与武斗，此是全国性武斗之始。
到1967年，动乱进一步扩大，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武斗，并全面批斗“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运动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出现了失控的局面。邓金芬作为右派，显然无法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面运动中幸免。他被红卫兵揪出来，无休止地被批斗。在那个年代，人们在狂热的运动中已失去了理智，残酷的批斗场面层出不穷。运动开始不久，农村便与城市一样，出现了造反组织。斗争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即所谓“五类分子”。最常用的斗争方式，是捆绑、吊打、罚跪。早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一些公社与大队、生产队干部，就用这些手段整治社员，农民对这一套方式熟悉得很。有的人似乎受过专门训练，手法十分娴熟。仅是罚跪、吊起，还算轻的，批斗时无不遭到殴打、侮辱，或是拳打脚踢，或是棍击棒捣，或是用鞋底扇耳光，或是用绳子抽打，或是往其脸上吐唾沫浓痰……总之，怎么残酷狠毒都不过分，打死人也不用偿命。有的人别出心裁，将盛着屎尿的小桶，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令其闻臭，光闻臭还不行，又往桶里扔石头，溅得他满脸屎尿。随着运动的深入，城市的斗争方式迅速普及到农村，除了捆吊、罚跪、打骂，又增加了挂牌子、戴高帽游街游乡等斗争手段。古代的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时，背后都插着一个牌子，上书罪犯姓名，并打一红叉，这一方法也被古为今用，不过是直接将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领里，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烂，后脑勺头皮被木牌磨破，睡觉时只能侧着身。有的人用几十斤重的铁板，系上一根细铁丝，挂在被批斗者的脖子上，细铁丝直勒进肉里，痛如刀割，沉重的铁板，坠得他直不起腰，不用按头，他也要“低头认罪”。有的人令被批斗者扛一根百余斤重的大炉条，他稍一晃动，便要挨打。
邓金芬的二女婿的弟弟由于太于太过贫穷，难以生活，潜逃到了香港，在香港一家化工厂当香港工人。这事起初并没有外人知道，直到有一天，他写给哥哥（也就是邓钧允的二姐夫）的两个信封被人发现了。从此邓钧允的二姐夫开始了他的苦难人生，他被定为特务，里通外国，被罚跪在街头，踩十字架，反正历尽苦难。而他的这种海外关系也影响到了邓金芬。
邓金芬因为是现行右派，又有海外关系，所以成了梧州革命群众批斗的重点对象，并且被关到洗澡间里，随时准备着被揪出来批斗。不得不说，红卫兵们很有创意，他们把邓金芬关在一间幽暗的洗澡间里，那小小的洗澡间，是蚊子的天堂，白天还好一点，一到晚上，蚊子从四面八方飞来，肆意地饮着邓金芬身上的鲜血。迫害还在创新，后来红卫兵又用辣椒水，从肛门灌进邓金芬的体内。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但确实在那个年代发生了。
年仅十二岁的小钧允，看到父亲遭受如此，心如刀割，暗暗流泪。1967年的一天，邓金芬又被抓来城里来批斗了。哪一天，是在大桥的桥头边批斗，周围都围满了人，小钧允也在里面。只见父亲又憔悴了不少，头发也被剃成了十字架形的，非常难看，红卫兵起名为“剃鬼头”。周边全是充满革命激情的红卫兵，还有不少观众围着看。红卫兵围着父亲，高声厉喝，要求邓金芬交待他的问题，要向人民忏悔。可怜的邓金芬，只能象木偶一样，任凭红卫兵摆布。然而看客们还不满足，一再要他交待罪行，可他又哪有什么罪行可以交待？红卫兵还不过瘾，又找来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几个字。准备穿上绳子挂到邓金芬的胸前。红卫兵们不愧很有革命创意，特意找到了一条非常细的牛筋绳——一根吉它弦，穿上那笨重的大木牌，挂到了邓金芬的脖子上。
邓金芬身子一颤，腰立刻弯了，红卫兵一个个义愤填膺的样子，命令邓金芬跪下来。邓金芬只得跪着，红卫兵们又大喊，叫他不许乱动，否则就加深了他的罪行。邓金芬只能拼尽全力跪好，但那条红红的吉它弦却渗进了他的皮肤里去了，象刀子一样的，割开了他的肉体。邓金芬脸上痛苦的抽搐着，却依然不敢动一下。不久，血从颈部流了出来，沿着那根吉它弦做成的绳子往下流，身上也流满了血。小钧允看到父亲经受如此大的折磨，眼泪流出来了。邓金芬还是想尽力站好，然后木牌太重，他的身子微微晃动，小钧允见到父亲如此痛苦，他很自然的上去，想托起那块木牌，好让父亲少受一点苦。但仅仅因为帮父亲托一下木牌，让父亲少受一点苦，却让他本人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苦难，让他九死一生。
就在小钧允托起父亲的木牌的同时，主持批斗的红卫兵头子突然发飚。也许是因为小钧允公然帮助了反革命分子，也是因为小钧允蔑视了他的权威，也许是嫉妒小钧允的生存能力太强了，也许是嫉妒小钧允的学习成绩太好了，总之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红卫兵头子对待仇人一样，抬起脚来，狠命一脚，向小钧允的腹部踢去。此后，小钧允就昏过去了，不省人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待小钧允醒来时，他已经在宿舍里了，他自己也不清楚是谁把他抬到宿舍里。小钧允想尝试动一下，却发现全身都痛，没有力气，连话都说不了。小钧允躺在宿舍里，努力回忆起发生的事情，感觉有点迷糊，心里还挂念着父亲，不知道父亲是不是还在批斗。后来他才知道，批斗过后，父亲又被关进洗澡间了。就这样，小钧允躺在床上，甚至动弹不得，身体极度虚弱。
此时，也没有人愿意帮助这位可怜的孩子，因为他父亲是右派分子，是应该被人民专政的。但勤劳善良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三楼的一位老奶奶，冒着极大的风险，每天给他一点米汤喝。也就是在煮饭的时候，多放一点水，来喂小钧允。可怜的小钧允，此时他也只能喝点米汤，因为全身酸痛，吃不下东西。靠着这些米汤，小钧允的生命得以延续。到现在，邓钧允博士仍然很感谢这位老奶奶。中国人传统的勤劳善良的美德，在这位老奶奶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此时，邓金芬被关在牛棚里，自已的老家远在十几里之外的农村。当时交通不发达，又是山区，以当时的情形，从城里到他家，走路最少得两三个小时。他的母亲还不知道自己儿子已被红卫兵打得奄奄一息，而又没有人愿意为这个黑五类的后代去报信通知他母亲。小钧允躺在宿舍里，第一次感觉到发自内心的绝望，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人生之艰难。
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小钧允一直都躺在宿舍里，身体越来越虚弱。这几个月中，那位好心的老奶奶天天都会熬一小碗米汤给他喝。但由于没有得到治疗，小钧允的身体病更重了，人越来越瘦，肚子却越来越大，一副瘦骨架顶着一个大脑袋，很象现在的非洲那些没有营养的难民。以医学观点来看，小钧允应该是得了严重的肝腹水。小钧允虽然当时才只有十二岁，但他却似乎感觉到自己如此下去，可能难以生存下去，一股悲哀涌上他的心头，他想：难道自己这么年幼就……他不敢想下去了。
眼见小钧允一天天地瘦下去，有些好心人都为这个小孩子伤心。其中有一个人，非常地善良，看到这小孩子怕是不行了，决意去他家告诉他母亲知道。但在当时，为右派的儿子通风报信，这是有风险的，这位好心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偷偷地走了几小时路，来到寺冲村，把小钧允受伤并且现在病重的消息告诉了他母亲。
可以想象得到，黄佩芝听到这消息后的心情。她的丈夫被抓住关牛棚，已很久没有消息了，如今儿子突然又被打成重病，这让黄佩芝几近崩溃。刚开始她只是感觉到痛，刺心的痛，孩子、丈夫，为什么啊，都受到这样非人的折磨。随后她马上决定，不管如何，要把孩子带回家来。希望家庭的亲情，能温暖孩子那颗冰冷的心。家，再苦再穷，都是孩子们的港湾。就这样，急急忙忙，她跟着来人去城里接孩子。广西境内多山，梧州也是山区，山路崎岖，黄佩芝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城里走去。她感觉自己的人生路就如现在的这山路一样崎岖，可她一个弱女子，又如何能把握得了命运呢。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又岂是她一人。
当她心急火燎地赶到宿舍，看到皮包骨的孩子，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看到了一副骨架子附着一个大脑袋与一个大肚子。这是自己的孩子吗，她想。这是那个聪明可爱的小钧允吗，怎么是这样子。她擦了擦眼再看，确实是自己的孩子，但此时的小钧允跟之前判若两人。黄佩芝没有流泪，她泪早就流干了，只是木然的望着自己的孩子，这个曾经非常活泼可爱的孩子，现在似乎要到生命的终点。她把孩子拉起来，十二岁的孩子，她一把就能拉起，轻轻地就可以搭上肩膀。
黄佩芝木然的迈着脚，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就这样，她的内心已麻木了，终于到了家，把孩子放下来，一下子眼泪就流出来了。小钧允的姐姐、弟弟、妹妹等都围上来，看到兄弟这个样子，也都很难过。
但黄佩芝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治好儿子的病。可是谈何容易，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又有谁能在意一个黑五类后代的生命。首先，就是治病费用，哪里有治病费用？此时的家中，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为过。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还要养活五六个孩子，家里穷得响叮当。但为了儿子的病，家里把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变卖了，到后来，就是祖父留下来的烟枪（烟枪头是用铜制的）也被变卖了，只为凑那么一点费用去治病。
当时，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主要分为两大块：一类是政府承认的医疗人员；另一类是被打倒的老中医。1965年初，卫生部门为配合四清运动，组织城市巡回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结合生产开展群众爱国卫生运动，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指导，为生产大队培训不脱产卫生员和接生员，提高农村基层卫生员的业务水平，每次一到三个月。然而，这种短期的城市下乡巡回医疗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缺医少药、城乡之间医疗卫生资源差距悬殊的状况。1965年，城市平均每千人所得的医院牀位以及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目，分别是农村的7。4倍和3。7倍。而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1968年夏天，《文汇报》记者到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采访，并发表了《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称江镇公社的半农半医卫生员“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并第一次提出了“赤脚医生”这一名词。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的调查报告，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从此以后，农村的半农半医卫生员被称为“赤脚医生”。12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文章，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做法。此后，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被迅速推广至全国各地。这些是政府承认的医生。另一类是老中医。但在过去，能够去学中医的，多为富农人家。而在文革中，富农或地主基本上都被打倒了。
赤脚医生，一般是经过简单的培训，然后匆忙上岗的，没有什么扎实的医学知识，因而其医术也良莠不齐。当时小钧允找了很多赤脚医生来治，但效果均不好。束手无策的母亲又开始想向老中医求救。但当时的老中医，由于大多是富农身份，都被打倒了，哪里还敢接诊这个黑五类分子的后代，这不是罪上加罪吗。可怜的母亲却没有想过要放弃，她所想的是不顾一切代价也要治好儿子的病。因为儿子是她的希望，是家族的未来，为了儿子，她可以忍受一切。
为了能让老中医给孩子看病，黄佩芝一般是在半夜三更，别人熟睡时，用现在话来说，一般是在半夜一点钟，抱着孩子，偷偷出门，然后还要象小偷一样，躲过他人，到了老中医的家门前，敲开门。
当那些老中医看到这孩子成这个样子，也大多是感觉很问题很严重。他们有的还胆战心惊，不敢接诊，万一被人知道了，又得被批斗。有的比较善良也很有正义感的老中医，敢于接诊。他们开出一些方子，基本上是一些草药。然后母亲黄佩芝又千恩万谢地告辞出来，再偷偷地回到自己家中。第二天，便四处求人，或是亲自到田地里去找，找到药方的中药，煎好喂给孩子喝下。
但是，小钧允的病还是一天天的加重了，小腹涨得很大，腹部的血管都清晰可见，平时口干舌燥，精神困倦，怯寒懒动，小便少，大便溏。整个人看上去就是很虚弱萎靡。母亲黄佩芝见孩子如此，暗地里不知道流了多少泪。但她仍然没有放弃，到处求人帮助介绍有没有好医生。
长年的劳累与心酸，让母亲黄佩芝已完全变了模样。黄佩芝的个头挺高，在农村里算是高个子，身材挺拨，在年青的时候应该也是个很标致的女孩。嫁到邓金芬后，他们两口子感情很好，在最初的几年里，家庭也很幸福。然而这样和谐的日子没有过几年，就遇上政治大风暴，而这对普通善良的夫妻在这场风暴中，只能被动而无力的挣扎，可似乎越挣扎，就越进入了漩涡。
想到这些，母亲黄佩芝又流泪了，她想，自己丈夫还关在牛棚里，情况不明。而自己最为疼爱、最为期待的孩子又病成这样。上苍啊，怎么这么不公平。她又想，如果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该如何面对丈夫啊，这是全家的希望啊。她又看看孩子的脸，小钧允这时已睡着了，呼吸有点急促。她想，这孩子小时候是多么可爱，蹦蹦跳跳的，多讨人喜欢。又那么聪明，邻家朋友都说这孩子一定会有前途。想到这些，这位可敬的农妇心里象刀割一样难受。她抹了抹眼泪，横下一条心：不管如何，绝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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