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企业史上的政商关系

主讲人：吴晓波

时间：2011-4-9

地点：上海交通大学礼堂

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叫中国企业史上的政商关系，在我所研究的企业史领域里面，有一个话题最敏感，也最严重，也最中国化，那就是政商关系。各位很多是做企业的朋友来到了现场，其实你会发觉到当你企业做到很响的时候你可以不考虑政治这个问题，不考虑政治这件事，可是做大以后政府对你的影响越来越大。78年以来中国企业家阶层大浪淘沙，到了现在还在舞台上能够坚持二三十年的企业家，在我坚持的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在政商关系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很多思考，或者进行了比较恰当的处理，而且很多企业家是死在政商关系这个问题上。特别到今天改革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政商关系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能够用学术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搞现代化运动是1840年之后，至今已经170年了，中国有文字记载是公元前9世纪，商人和政府处在全世界的国家所没有的状况，是怎样的基本状况呢？中国的政治和商业是怎样的状况呢？基本上是两个词，一个叫边缘化，一个是对立化。

给大家看几段文字，一个是美国人费正清，他是1937年淞沪会战时到上海，在中国待了10来年，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研究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出版了《剑桥中国史》。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公文包带的就是费正清写的《中国与美国》，他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的商人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国、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我曾经说它是男三号，中国的商人阶层在中国历史上永远处在非常尴尬的男三号的位置。
 

第二是法国非常有名的作家布罗代尔，写过《世界史纲》，但是他从来没有来到中国，他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人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他说有两个政府权力最大，一个是中国政府，一个是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中国社会和穆斯林社会就有这个问题。通过我从这些年对企业的研究，我的感觉是2000年来中国历代政府与商业阶层始终处于对立的关系，这很奇怪，商人是公民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政府是保护我们全体公民安全的一个暴力机构，通过军队来保护我们，我们以支付税收来回馈他们这种保护。但是中国很奇怪，2000年来我们的政府历朝历代，甚至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企业始终处在对立，非常紧张，甚至是竞争的关系。

今天的演讲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出现这个状况，这不是30年的产物，不是1949年的产物，为什么历史上政府和商人永远处在这种状况上，第二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代人手上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现在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么一个对立紧张的竞争政商关系的时间点，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会分七个环节来讨论，第一个来看一个延续了2000年的治国理念，第二来看历代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打击商人的几种极端做法，第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紧张和对立的关系呢？到底是政府和商人哪一方吃错药了，还是两方都吃错药了。第四我们来看1949年之后政商关系的三次大的变化。第五，我们来看企业史上，这么多文学家、思想家对历代的政商关系有什么反思，接着来看在扭曲的政商关系下，你也感觉到不是在完全透明的市场环境下做生意，其实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已经出现了分化。最后我们来说必须要建设健康的政商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几个话题。

首先来看2000年来的治国理念，叫贬商，很多人说中国是一个轻商的国家，但是从我研究企业史的角度到社会结构，中国从来不轻商，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商业，大概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愿意赚钱，而且我们还没有宗教。中国很多年前有一个朝代叫商朝，之所以叫商朝是因为西安、洛阳的人们最能够经商。中国是一个非常适合搞商业活动的地方，因为很早之前国土就统一了，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拥有了统一市场的国家，这样关税就会减少，中国到宋朝时人口就过亿，汉朝时过5000万，如果以过亿的人口和欧洲地区比大概早了400年，中国到1799年的时候人口有3亿。很大的统一市场，有很大的内贸市场，人很多，所以中国是全世界最好做生意的地方，所以你看中国历朝历代会发现这个国家只要不打仗，30年一片废墟就会成为很富的地方，50年只要不打仗，中国必成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本次也是一样，78年之后大概50年，很多人算是中国会到2020年或者2021年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大概是45年左右。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只要不打仗，30年就可以从废墟中崛起，50年不打仗中国必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所以中国有很好的营商关系，而且从政府到人们都喜欢商业。

但是我们很鄙视商人，从政府开始到知识阶层到民间，各位你们觉得春暖花开，可以去江西南部和安徽南部，有很多当年徽商盖的房子，平遥那里有很多老房子，这是百年前有钱人盖的房子，上面写着出过翰林，肯定不会写出过首富，甚至商人也很鄙视商人。所以出现了三个情况，第一身份很低贱，第二不能当官，第三生活习俗受到限制。

我讲几个事例，公元前7世纪有一个人叫管仲，他治理齐国，把齐国治理得非常好，有一条一直延续到后面，就是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士就是士兵，农是农民，工是工匠，商是商人，分别居住，这四个人不能居住在一起，就是工商排在社会各个阶层之末。在同时期，很多当时流传到今天的典故里面都对商人进行了很多贬低的制度上的安排，比如“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这是国家对于伦理上的法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工商出乡不与士齿”，这些都是公元前7世纪的事情。到了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把秦国整个商人杀光，商鞅说国家有六个蛀虫，第一是儒生，因为没有脑子，把秦国变成一个军事性的国家，第二就是商人，所以商鞅说一个国家很穷就要打仗，打仗的时候要把这个国家的六个坏份子最好送到别的国家，一旦送到别的国家就好了，如果这六种人在我们国家，这个国家再怎么打仗也是很落后的，这就是当年商鞅的说法。

刘邦建国说什么呢？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能乘车，商人出去有的时候走路走不动，要弄辆马车，你可以骑马车，但是马车上面不能有盖子，一有盖子就是违规。同样交税，当年是人头税，汉律人出一算，有两种人交2倍，一种是商人，一种是商人家的奴婢，禁锢不得为吏。当时汉朝很穷，没有马车只能坐牛车，这个时候就出台一个政策，你捐钱可以当官，叫“纳粟拜爵”，当时有养100头羊就可以做官，但是你是商人捐再多的钱也不能做官，这是汉朝初期的时候。

到唐太宗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公元6世纪仍然有政策，第一工商杂类不预士伍，唐太宗后面讲了一段话，这是和魏征讲的，唐太宗搞了科举制度，有一次科举大考的时候唐太宗带着魏征去翰林院看到很多书生考科举，他说天下英雄都过来考科举了，没有人造反了，然后就讲了这段话：我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裕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

到了我们计划经济的时候，资本家就属于地、富、反、坏、右，这是要被消灭掉了，毛泽东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使它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之后1月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有一个老头拿了一张喜报交给毛主席，那一天北京20万家工商企业全部国有化，那个老头就是同仁堂的老板，然后毛泽东拿了以后2月份到上海，参观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毛泽东走了以后，荣毅仁在人民广场宣布上海市20多万家私营企业全部国营，从此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没有了商人阶层。十年以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毛主席接见了10万名红卫兵，当时女大学生就跑到荣毅仁家里殴打，然后在北京工商联扫了十年的厕所，和他一起扫厕所的是上海闸北区自来水厂的厂长，他说荣毅仁同志扫厕所非常认真。同仁堂的老板也被北京的学生殴打，然后拿了绳子在家里自杀，这就是22年中“在座的”现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绝种，这就是中国的商业。

第二打击商业有几种极端的做法，第一个叫迁徙，第二个叫清算。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干过，当改朝换代以后就建都，会把老首都的有钱人连根拔起带进新首都，以前的有钱人都是有田和商铺的，当一个大家族一下子连根拔起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这里所有的田地和商业马上归零，所以我们看秦朝、汉朝、隋朝、明朝都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财富归零，把首都建起来，这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明太祖说原来我听说汉高祖刘邦把天下的有钱人全部迁到关东去，这件事也不太靠谱，不能这么干，我当了皇帝以后发觉不得不干，必须要那么干，就是屁股指挥脑袋。一开始是建都在南京，我们这一代当时归江苏管的，把苏州、杭州十几万户有钱人一部分迁到南京去，一部分迁到安徽凤阳，所以凤阳花鼓有说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个朱皇帝，十年反而九年荒。后来发现凤阳花鼓就是浙江一带的富商强行到凤阳给明太祖守灵，他们一路讨饭，一路回家，就讽刺朱元璋。三吴巨姓，无一存者，这是最恐怕的。
 

还有就是清算，商鞅是怎么清算的，只要跟农业没有关系的产品和贸易，十倍的税，就是重税，通过重税的方式把财富移交给国家。汉武帝没有钱，文景的时候对人们非常轻松，汉武帝时没有钱，开始收财产税，问题是当时也没有计算机，又没有互联网，也没有那么多征收人员，后来汉武帝想了一个办法，王老板，你们家的旁边小李子，只要他举报你，你说我们家有100万，你的邻居说有250万，只要说出来，就分一半钱给小李子，这样大家都互相举报，政府就很得意，王老板，你们家这么多钱，王老板说我们家钱不多，李老板家的钱更多。这样国库马上满了，国内大部分中产阶级都消失了。我们一般会被收两次税，一个是遗产税，一个是房产税。

第三个，唐太宗和唐德宗很有趣，唐太宗没有钱，他算长安有多少官员，算出来有4000个，有4000个有钱人，每个有钱人政府说我借你一万块钱，你很高兴，每年利息80%，你敢去政府领钱吗？然后每年交8000块钱给我，靠整个长安城4000个有钱人养活4000个公元。到了玄宗时的安史之乱国家又没有钱了，后来德宗继位，他搞了两个政策，一个是间架税，一个是除陌税。在我们被征房产税之前就是间架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房产税，当时评说中国人的房间跑进去有两个柱子，两个柱子之间叫一间架，三个面就叫三间架，就是一个官员跑过来看有几根柱子，后来唐朝的房子间架越来越宽，但是也不能太宽，我估计中国建筑业水平高和这个有关系。除陌税就是家里有多少钱，之后唐朝开始走下坡路。

明朝的时候万历年间，矿税之祸，政府没有钱了，紫禁城有一年大殿被杀掉，派了几百个太监到全国收矿和税，一个太监带几个人，指着房子说你们家里下面有铁矿，就封掉了，就请他吃饭，我们家真的没有铁矿，一定有，怎么办呢？如果不交钱就把你们家的房子扒了，一扒，果然没有，不管怎样，你们家的财产就没有了。另外的彼漏税，果然是漏税的，这个政策搞完以后，万历一死，他的儿子继位，没有几年死了，死了以后孙子继位，孙子的弟弟继位就是崇祯，40多年明朝就灭亡了。

1950年查五毒账，当时就是商人赚钱，一赚钱以后主席就说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又翘起来了，一定要把尾巴打下去，怎么打呢？查五毒账，先搞舆论，《人民日报》报导说我们的志愿者趴在雪地上没有站起来，然后一看里面的棉衣装了稻草，然后一查是上海的某个资本家造的，然后全国开始查五毒账。偷税漏税很难干，当时的组长是薄熙来的爸爸，只要店员、职员、工人们积极检举步伐资本巨大非法行为，政府保证这些已归店员、职员、工人的利益，一律仍归自己所有，也不作任何追求与处分。

大家听了这些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还笑得出来，各位会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紧张，那么对立的关系呢？大家听完感觉不是某一个朝代，历朝历代都在这么干，为什么历朝历代我们的政权和有产者都是那么对立和紧张呢？根本原因是我们这个国家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中央集权超过2000年的国家，如果从政治制度来讲我们现在的制度和秦始皇的制度没有区别，什么叫中央集权呢？一个都城的人管所有的乡村，秦始皇搞了郡县制，从咸阳到全国各个省会的马路是一样宽的，这个宽度就是兵车的宽度，任何地方即便到浙江，任何地方只要闹叛乱，中央军两个月就可以到达那里平乱，这叫车同轴。任何地方的行政首长都是中央来派，一直到今天上海的市委书记还是中央委派的，这和秦始皇没有区别，中央控制一切，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制度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今天没有变化。

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需要有些制度进行保障，这个制度不是在秦始皇一个人手上完成，前后差不多800年的时间把它完成了，所以一个地方的人中央为什么可以管住，当年是几千万人，现在是十几亿人。他需要很多制度建设，主要是哪些制度呢？有四个，第一个，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怎么进行分配，中央集权的办法就是说地方是政府权的，地方政治上没有权，这就是秦始皇干的郡县制，保证任何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是中央委派的，所以中国很难搞民主选举。第二各位思想要统一，要形成同一套价值观，所以以前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了秦始皇就是焚书坑儒，之后就是独尊儒术。第三要把全社会的两种人管起来，第一种是会胡说八道的人，第二种是会打架的人。在商鞅的时候建立了一套均爵制，商鞅之前中国的官员是世袭的，到的商鞅说你是爵只能传三代，怎么办呢？所以只有去杀人，首先叫首级，到战场上杀一个人就可以加一爵，杀五个人二爵，杀到一定程度就是爵了。如果你死了，你的墓上会种树，如果你杀了20个人墓上就有20棵树，你一个人也没有杀死就只有两棵草了，儿子就很没有面子了。那胡说八道的人怎么办呢？到了隋唐有了科举制，通过考试，从此以后中国读书的人只能考科举。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很多学者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呢？有人说是科举制，晚清民心已经散掉，慈禧就搞了改革，只要有一个改革就批，有一天张之洞说袁世凯写了封信科举看来已经很腐朽了，也没有讨论过就把科举废了，你们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吗？正面来讲可以搞大学制度，我们上海交大是115年周年就是甲午海战之后盛宣怀建的，负面效果就是全中国所有从小学开始学四书五经的朋友们到一天高考取消了，我已经学到35岁，所以把一堆读书人从体制内赶到体制外，造反的造反，爱干嘛干嘛，所以当年科举取消太快了，没有一个阶梯的状态就直接取消了。

第一地方首长我来任命，第二统一思想，第三把有力量和胡说八道的人管起来，第四，你们为什么听我的呢？中央集权制度最后一个东西就是经济上任何保证中央集权制度，怎么保证呢？就是国有专营制。这是汉武帝的时候建立的，这是齐国的管仲发明的，为什么齐国可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呢？齐国第一把这个国家的人身份分得很清楚，第二就是管仲和齐桓公说国家怎么能收很多的税收呢？一加税老百姓就造反，和现在汽油涨价一样。管仲说不能加税，这个国家是两样东西是国家必须要用的，一个叫盐，吃饭要用盐，一个叫针，男人跑出去耕地需要铁，女人在家里需要针，盐、铁每天在用，用的量又很小，和空气一样的，所以管仲说只要把盐和铁管起来，每件东西上面加一分钱，全国如果有100万人就有100万分，每个人跟温水里的青蛙一样，你永远感觉不到的，这个思路延续到今天，必须要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能源和资源性产业由国家管起来，我加一分钱相当于在座的所有人变相收了人头税，你还没有感觉到。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能源行业要被专营化，中国的通讯行业要被专营化，中国的航空行业要被专营化，在关键性、支柱性产业由国家控制。就这样把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的两个大的利益集团彻底瓦解掉了，中央通过重要的资源扼制了民间和地方的对抗，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国家收入模式，管仲聪明在什么地方呢？在欧洲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几千年也没有想出这个办法来，所以我把资源专营化以形成国家垄断，大家知道英国当年很笨，收过烟囱税，只要你们家冒烟就收税，用中国思路不会这样，我把全国的煤球和干柴收集起来，每斤多收一分钱你还没有感觉到，这造成中国在国家收入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国家。这里特别选了马克思的话，这是最经典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说国家是暴力机器，就是捍卫和保护国土里面所有的国民生命安全。国民怎么对你的保护进行回馈呢？就是通过税收，但是在中国这个国家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公民回馈于政府除了马克思所说的税负以外还有专营收税，其实我们交给国家两个东西，一个是税收，还有因为某些资源被专营而支付了很多东西，为什么汽油那么贵，为什么通讯电话那么贵，为什么房子那么贵。

我们要交两道东西，这就是中国与全世界几大国家最大的区别，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就成为了盈利性组织，政府本身是有利益的，我需要赚钱，所以2008年三季度全球陷入金融危机，中国、美国都出台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国是所谓的4万亿计划，上海有一个律师跑到国家发改委说你4万亿给谁了，这个上海律师胆子很大了。你4万亿给了国营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发改委的同志说你明天来，我告诉你给了谁。明天他一去，发改委说这是国家机密。美国政府不是盈利性组织，所以没有美国律师去发改委问。历朝历代都有专营企业的机构，汉朝叫金曹，除了管货币就管盐铁，唐朝叫榷务司，宋朝叫盐铁司。被历代政权控制过的资源包括粮食、酿酒、胡粉、漕运、外贸，其中胡粉就是胭脂，曹操把进口胭脂垄断了，在清朝民国以后被垄断的有矿山、铁路、石油、传媒等等。

理念是什么呢？有这些，“民不益赋而国用自饶”，老百姓没有感觉到交了很多税，但是国库里有很多钱。钱大昕说“吾取诸于商贾，非取诸民也”，那商人算不算老百姓呢？有一些思想家在理论上把这个国家的公民分成了有钱人和没钱人，因为这样的制度在中国出现了一个状况，这个国家一旦变成中央集权制度以后2000多年来这个国家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四个利益集团互相竞争，上面一个叫中央政府，一个叫地方政府，下面是有钱人和没钱人。各位公元前221年到今天为止，你打开报纸、手机看到所有的都是这四个利益集团角斗的结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房地产，中国房价涨成这样，有人愿意房价涨举手就被打死。他觉得中国房地产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会变成贫富差距的变压器呢？有人说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是开发商和老百姓的问题，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的问题，开发商的良心都被狗吃了，血液里流的不是道德的血，一说了以后开发商都去验血了，所以总理认为房地产的问题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的问题。开发商不同意了，2009年、2010年两年中国所有上市房地产公司平均净利润12%，一个净利润12%的行业你能告诉我是暴力性行业吗？还有开发商一套房子卖出去36%土地出让金，20%多是税收，我交了56%的税，还不包括建房子的建筑商，不包括老百姓交的契税，开发商认为房价怎么造成的，房价是因为地方政府控制了土地，只要你地方政府土地供应量增加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要多建廉租房、保障房，增加土地供应量，这告诉我们中国房地产问题是地方政府和民间的问题，只要地方政府的血管里流着道德的血液，这件事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地方政府说，我为什么要把土地价格抬到那么高呢？因为我的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了，我地方财政的40%是要通过土地的收入，我的财政为什么会被土地绑架呢？是因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收了60%，地方收了40%，中国县以下的政府用于地方行政的财政支出是17%，一个县政府收到的税收83%交给省里和中央，你教我这个县长怎么当呢？他告诉你什么呢？中国房地产问题是1994年分税制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成立的话，那血管里没有流着道德血液的人是我们的温总理，只要中央多给点钱给地方，只要地方政府财政不被土地绑架，这些问题都没有了。一个简单的房地产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以进行不同的解析。
 

中国我们研究下来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国家只要四大利益集团历史上怎样的轮回逻辑，左边两个是很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无产者很强大，如果是这样状况的时候这个国家是超级稳定的国家，然后是集权非常强大，老百姓都很穷，地方力量很弱小，有钱人很弱小，这就是1956年到1978年，前面两个很强大，后面两个很小，有产者一个也没有，被毛主席灭种了，这在历朝历代发生什么事呢？只要某一年发生天灾，比如说水灾、旱灾，或者说出现中国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内迁就会改朝换代，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都是在前面两个很强大，后面两个很弱小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1978年要改革开放呢？因为如果不改革开放的话就要造反了。为什么安徽凤阳会出现分田呢？那一年中国两大粮仓四川盆地和江淮平原出现先涝后旱，安徽十几个农民说把田分了，分田是要被砍脑袋了，如果谁被抓了保证把儿子养到18岁，第二天就把田分了，所以最早分田到户是安徽省和四川省。

这个国家如果是后面两个很大，就是地方政府很强大，有产者很强大，如果在农业社会时期这个国家会出现地方割据，因为在古代你们知道，军队是很容易组建起来的，你在家里当农民，突然有一天说当兵去，怎么能够当兵呢？第一只要拿把锄头就可以了，你把牛车后面加两个轮子就是兵车，可以出去打仗了，所以全民皆兵。地方一旦很强大，就会出现地方的军事割据，然后大量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上，然后国家就会分裂。

在最近几十年什么时候出现过这个情况呢？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财政很弱小，地方财政很大，所以当时李鹏总理说我是讨饭总理，中央没有钱，每年开两会李鹏总理坐着飞机到南方掏钱，几个老同志说上海领导会说我们上海还有80万的纺织女工要安排，李鹏总理说算了，就走了。周立波说我们上海人对中国贡献很大了，我们100块钱要交给中央87块钱，我们留13块钱，所以我们是13点。我在下面听，只有我知道，周立波的数据是80年代初的数据，财政大包干的时候中央没有钱，包干的基础是上海一年产生160亿的税收，87%归中央所有，你留13%，从此以后上海多一个亿的税收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就是定额包干，增额分配。这个方案搞完以后中央政府变成了13点，因为上海的财政永远是160亿、162亿，大量的钱进了小口袋，所以李鹏总理变成了讨饭总理。很多人怀念80年代，胡耀邦同志大放权，什么都放，赵紫阳也说了。各位还记得1979年1月份第一个文件就是国有企业放手改革，选了6个企业，两个在上海，结果到最后历史上出现过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日益强大，省与省之间开始吵架，山西煤打死不要到上海来，朱镕基在上海时就没有煤，只剩下一个星期的煤了，没办法把淞沪口的煤全劫了。

看一下这张表格，这是1949年以来的集权和放权，之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搞不清楚，中央一集权前面两个大了，后面两个小了，中央一放权后面两个大了，前面两个小了。1950年高度集权，1956年放权，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不行了，1962年再次集权，1966年大放权，1970年大集权，1980年大放权，放到80年代末期以后放权出现大的问题，我去年写了《吴敬琏传》，吴敬琏到耶鲁读书说我们搞错了，原来的集权、分权要么集权地方死了，要么分权，中央死了，按照细分应该分两种，一种叫行政性权力，包括价格权、财政权和税权，这些肯定不能放给地方。还有一种权力叫经济权力，企业经营自主权、企业产权，赵紫阳说你们出方案，1986年在北京香山会议召开第一次通过，第二次搁浅，86年这个方案没有通过，接着89年赵紫阳下台了，89年到90年的时候吴敬琏带着一拨人把这个方案变成30多个子课题进行研究，带了哪些人呢？他是组长，副组长叫周小川，还有李剑阁，还有谢平，还有吴小玲，其中后来两个成了赵紫阳的秘书，这些人到现在还在管理中国的金融经济。到了1993年中国发生一次通货膨胀，中央向全国征集方案，这套方案最终被朱镕基采纳，其中中央最主要收回了税权，这是重新集权。09年以后，也就是本次金融危机以后到今天，你看每次开两会都听得到地方要求分权的声音，比如地方要求修改《预算法》，现在的《预算法》不允许出现负债。地方要求发地方债券，地方要求分权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我们永远在这个轮回中进行。

接着讲一下49年我们的政商关系，谢谢大家！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49年到78年，我们采取的政策基本以消灭商人阶层为主，最近在播一个片子《东方》，是讲1948年5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以后，之前发生了通货膨胀，陈云和陈毅怎么来治理上海。从当时的情况看用一种战争的方式平抑了当时非常可怕的通货膨胀，当时对稳定全国的经济局势是有重大贡献，上海稳定起来了。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那场运动其实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开始把一个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国家变成一个计划经济国家的重大试验，就是49年以后在上海完成了第一次计划经济大试验。

有同学经常问到一个问题，一个4亿多人口的国家，几百个城市，你怎么能够让这个国家突然之间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掌握到国家手上，怎么能够一夜之间让这个国家由一个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的国家，这需要很大的技巧性。我们国家进行的试验和当年苏联列宁在俄罗斯变苏联的时候的试验不一样，苏联的办法是非常残酷的办法，是给全国的资本家说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在24小时之内离开苏联，就变成当年很多流亡的俄罗斯贵族到全世界去。如果你不愿意走，第二给你一把铁锹，你挖好一个洞，把你埋了。我们没有用这个办法，我们用的就是48年以后陈云和陈毅在上海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是5月24号攻占上海，15年以后人民解放军把上海汉口路的上海政权交易大楼关掉了，从这天开始金融产业彻底国有化。上海要作为工商业城就要运营，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棉花、大米和煤炭，这些也国营化了，你回头一看48、49年在上海经营的私营老板面临什么问题呢？你所有的存钱和贷款需要到政府，无论开面粉厂还是纺织厂所有的生产资料，你的大米、煤炭和棉纱全部需要国营厂，你生产出来所有的东西都要交给国有的贸易公司来做销售，在农村叫供销社，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公司，自行车交给五交化，如果生产出来一瓶酒交给糖烟酒，所以通过控制金融、生产资料和流通三个方面进行管制，把中间制造业的企业利润完全压制。一个企业当他的金融、生产资料和产品销售都被别人控制以后，其实你作为制造工厂你的利润完全可以被计算出来的，所以你在中间的环节就会生不如死。

1978年中国开始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我们从哪里打破缺口呢？我们首先从流通环节打开缺口，三个管控首先是在流通环节，在国营的贸易流通市场以外出现了民营的很多专业市场，民营的销售商，那个时候叫走私、个体户。最早期的企业家你接触的时候都会讲，比如浙江有一个企业家叫鲁冠球，他当年怎么卖相机呢？跑广交会，人家不给他进去，这个会场里面都是国营企业，你乡镇企业进不来，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在门口一百米以外卖，第二个办法，买通保安，从下水管道进去，所以国营企业之外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市场。还有就是金融，各位问

中国什么时候变成完整的市场经济国家呢？我说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各位，你们未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哪一天金融业彻底被民营化了，中国市场经济真正完全开始了，所以金融行业市场化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关键点。
 

第二阶段就是78年到04年的时候，从企业家一个也没有开始慢慢多起来，早期中国赚钱的那帮人是谁呢？那帮人都是被逼上了发财的道路，都是体制以外的人，78年到80年代初那些赚钱的人，比如最有名的傻子瓜子，我去芜湖采访他，我说你怎么认字呢？他说认识五个字，年光九同意。比如鲁冠球、吴仁宝等等都是农民。像王石 (微博)这样的退伍军人，张瑞敏，一个县的贸易局的副科长，和科长关系闹僵了，就派到了海尔，厂里全是泥，早上九点钟厂里就下班了，还有柳传志，他原来计算机所是拿经费的，84年邓小平大裁军把军费弄没了，然后最差的就办企业了，柳传志学雷达的，根本不懂计算机。我们开始很看不起他们，叫他们个体户、暴发户、万元户，企业家这个名词重新在报纸上正式出现是1985年，正是大规模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下海是92年，一批政府官员开始下海，到了1998、1999年一群海归下海，早就了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特别是现在70后、80后起来，这些人都受过正统的商业院、大学教育，已经慢慢起来了。我们这批朋友们，其实还有一批人是98年到03年国有企业产权运动改革，当时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企业，也出现了很多企业家。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出现了两个情况，第一个中央集权仍然没有被瓦解，在各个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能不能发展，在中国早期的时候和这个地方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都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人的观念有关系。所以你想想看，中国在1978年之前，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三个地方，一个是东北，东北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整个东北地区是亚洲地区重工业基地。第二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大量的制造、纺织业和面粉行业。毛泽东搞了一五计划，苏联帮我们建了156个计划，大量在华北地区。当年和苏联闹翻了，在四川、湖北建了很多的军工厂。各位你们想，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在哪里崛起了，居然是在广东、浙江和江苏崛起的？我们上海一直到92年的还非常破，陈云同志曾经在上海讲过辛苦的话，1990年在上海1994年的电影是不需要大棚的。上海人民1990年的人均住房面积不如1949年，中央政府常年在广东不投资的，因为要打台湾的，在南方大量的基地、资源都在东北、华东、华北，居然在没有任何资源的起来经济起来，因为这些地方政府没有投资，所以地方政府拼命搞开发。到2008年的时候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很多学者来总结，我们改革的经验是什么，只要把经验总结出来可以去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学者1979年就到中国，现在长期住在上海，香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他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主要的成绩就是县域经济，每个县委书记就是董事长，县长是总经理，每个县都变成盈利性机构。这个观察非常准确，但是另一面告诉我们经济在长期发展的时候，政府始终是资源的拥有者和配备者，这是一个特点。

04年到今天，进入到政商关系的第三个阶段，开始大量的国进民退。04年5月份发生过一次宏观调控，中央出台了两个政策，第一个控制钢铁、水泥的过渡投资，国有资本在大规模跃进，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地位。到了08年又出现了第二次国进民退，04年发生国进民退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个历史性的事情，到了今天才知道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到09年11月份，马坚光在人大做演讲的时候，今天很多官员都说中国经济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因为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这样的说法。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存在，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在资源性、能源性国有企业大跃进，形成了寡头垄断地位。第二，国有企业盈利能力迅速增加。第三，政策不公平，出现了玻璃门现象。当这三个特征出现的时候，这个国家实际就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

国进民退在中国的这一次现代化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最近不断写文章反思这段事情，因为从中国企业史来看，每次都是导致国家从正常的轨道突然出现一个岔道的情况。我们说这个国家搞现代化是1840年开始，1840年我们认为是天朝，40年以后居然打仗输给了英国，所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打到1863年，洪秀全在南京天王府自杀以后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这也是日本开始搞明治维新的时候，所以当时办了很多洋务企业，政府没有人就官督商办，所以早年中国和日本都是走官督商办。上海1884年房价大跌，这个地方只要不打仗，20年就可以涨很多倍，1863年到1884年上海房价涨了十几倍。1884年发生了中法战争，那个经济危机胡雪岩就死了，中有人成为了亚洲首富，那个人叫哈统，后来中法战争很快结束了。

中国的统治者和日本的统治者在金融危机中干了很多事，日本把国营企业以非常低的价钱卖给了私人，日本的财阀就靠这个形成了。中国把最大的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收回国有化，在现代化20年的时候就发生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大量买办被赶出了洋务体系，然后甲午海战中国就输给了日本。

1910年的时候，北美地区最赚钱的地区就是铁路，铁路改变很多，包括信息不对称什么的，中国当年办了28家铁路公司，其中26家是民办，一家是官办，一家是官商合办，当时大臣就是盛宣怀，他宣布铁路国有化，所有民间的铁路股票国家6折收购，还有4折等我赚钱以后再给你。四川成立保护运动会，从湖北调军队，结果南昌起义了。

第三次1935年，孔祥熙在上海把当时淞沪最大的民营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在1917年袁世凯去世以后被一些民间的金融家变成民营化，当时全中国最大的银行是中国银行收回国有化，1925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罗斯福在美国搞罗斯福新政，导致白银价格上涨，那个事情很严重，所以银行业的国有化不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是1935年的事情。

第四次是1946年，1945年日本人被赶走了，各位有兴趣看国民政府的倒台就是摧枯拉朽，从经济上来看就是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国进民退。因为日本人是投降的，中国重要的工业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区，前面讲了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基本是汪伪政府和蒋介石控制的，蒋介石在重庆，共产党在延安，基本没有什么重工业，当时做军服已经用手摇的纺织机了。蒋介石回来就收地产，有些人应该说利用这次机会国家收购以后全部拍卖给民间，当时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和中国的国民政府经济部提出来的改革方案，我看了一下，非常像1978年以后我们的很多方案，非常类似，就是搞市场化，给民间，搞产权改革。但是行政院和财政部以宋子文为代表的人不同意，那么多赚钱的行业为什么给民间，为什么不给政府呢？所以成立了一堆企业，比如中国糖业公司、中国电器公司、中国粮食公司，导致国民政府和企业家彻底决裂。国民政府是怎么垮台呢？是这个国家上层出现一部分人，像一个水缸里面的一层油一样，这层油就是权贵阶层，他和下面所有的人没有关系，就是一层油，靠两拨人支撑，一拨是公务员，一拨是军人，什么时候公务员和军人也反对这些权贵阶层就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一旦没有发钱给了他们就马上背离你，历史就像一个勺子一样，轻轻把他们舀走。

1956年到1978年是长达20年的停滞，所有做工业的年收入20年只增长了2.6块，农民增长了1.4块钱，因为物质严重短缺，任何东西都要靠票，这就是前面的五次国进民退。

我们现在是第六次国进民退，我们需要很严重地反对他。
 

三十多年来政商有三个紧张的时期，第一是1988年前后，第二是1998年前后，第三是2004年至今。第一是企业经营承包制落实的情况，一开始可以搞改革，改到后来改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改革希望绕开产权清晰化，一个企业要搞好第一个前提是产权清晰化，我们改到1988年的时候矛盾最激烈。改到1998年出现第二次，到了98年开始朱镕基关停并转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卖给民间，国有企业干部退出，98年到03年中国大概有30万家国有企业卖给民间，现在查胡润1000位的富豪，有90%是在98年到03年的改革造成的，有2500万的工人下岗，中国没有出现过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或者国有企业暂行条例，各位没有看到过，所以是通过千军万马的办法，当时朱镕基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有人不断写万言信，当时出现冰棒理论，国有企业资产像太阳下的冰棒，有两个出路，第一个出路放在地上化掉，第二被某个人吃掉，最好的办法是被人吃掉，为什么你来吃呢？不知道。没有政策，所以这几年吃了很多，但你回过头想一个问题，在这段改革实践中有一批企业没有完全产权改革，规模特别大的，效益特别好的，因为已经是非常大的企业了，非常成功的企业了，你卖给谁呢？我曾经写过《大败局2》，其中写了九个企业，好作企业都写了这段关系的政商关系，我专门到现场调查，我去做健力宝的案子，李经纬不能见我，因为现在还关在广州的医院，有同志说你不能见人，我就采访周边的副总相关人员，我说为什么当年的山水和你们搞的那么紧张？他们讲，健力宝很好的时候我们山水开会，坐在正中间的是县委书记，左边是李经纬，右边是市长，我们解决贷款问题、土地问题、招工问题，李经纬说市长，我这个企业要搞产权改革了，怎么改呢？这个企业都是我的，所以市长、市委书记觉得自己是傻瓜，就不允许。广州那么开放的地方都是这样的，另外还有科隆，91、92年我曾经去科隆调查，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可怕的顺德人》。到北郊采访，科隆的人和我们讲，说我们顺德政府怎么帮助我们，科隆要搞第三期工地改造，打开顺德北郊已经没有地了，镇长和顺德县长指着一块山头说，潘厂长，明天我把这个山头炸了给你。我们说如果全国的县委书记都像顺德这样，中国怎么会不好呢？后来有一天又说搞产权改革，所以政商关系就恶化了。

各位还记得到了03、04年的时候，有一个香港的教授跑到大陆来，他打开任何一个企业的产权改革方案都说是违法的，那个人叫郎咸平。他指着海尔说违法，现在还没有改，指着长虹说是违法的，指着科隆的产权方案说是违法的，把整个科隆搞没了。为什么郎教授跑到大陆来所有的产权改革都是方案的，因为没有一条路给我们走，这就变成了制度性问题，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就是现在，有人问我说我们做企业的怎么能够保证安全呢？我说在中国做企业安全很简单，中国现在的产业有楚河汉界，你只要原理汉界就是安全的，你做袜子工厂没有人管你的，你只要搞小额贷款公司你旁边的地雷很快爆炸了，你开航空公司，现在就把你关进去，已经形成了典型的楚河汉界。上面少数企业是超级大企业，下游一大堆解决了85%人以上的就业人口是民营企业，如果我们做企业的人都知道这个企业要做到很大，要怎么做呢？你必须要两个地方，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以后必须有两个大支撑，第一必须要有完全自由的金融，你一定要参与到金融行业。第二你必须要进入能源行业，你能够控制生产的成本，所以企业大了一定会往资源性和金融行业走，企业长不大因为走的路已经被彻底屏蔽掉了。新疆德隆企业倒闭了，倒闭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进入8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改革方案被银监会否决，股价开始狂跌，这非常危险。

现在看历史上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学者有什么反思。各位如果稍微懂一点中国历史会发觉什么问题呢？中国历史上懂经济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因为科举不考这些东西，那个时候也没有商学院，不懂EMBA，所以很多人能从政府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极少数的人。

公元前81前的时候汉武帝死掉了，当时中国就发生了第一次在中南海开会，讨论盐、铁该不该国有化，现在这本书留下来叫《盐铁论》，当年有把这个讨论的实录记录下来了，后来郭沫若断开了。那个讨论中很明显发觉，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出现了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下的情况。到了唐朝时韩愈又谈到这个问题，国营效率非常低。到了宋朝司马光又开始讨论，明朝的时候邱浚，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考虑政商关系的人，他是15世纪的人。市者，商贾之事，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为。清朝郑观应也说过，民国初年刘师培开始说了，1946年荣德生写道：若论国家经济，同志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到了今天冯仑 (微博)写到，民营企业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我们必须要改造这个土壤，如果这个政商土壤不改善的话你只有走冯仑同志的路。

在扭曲的政商关系下商人会干四件事，这是费正清的说法：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德鲁克曾经在去世前讲过，我研究一辈子的企业，企业是什么呢？他说对企业家来讲只有鞋子是真实的，对于鞋匠来讲你这个鞋匠能赚多少钱，开多少连锁店，有没有上市，90多岁的德鲁克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生产出来的鞋子穿到某一个人脚上的时候这个人感觉舒服不舒服，只有这个事情是真实的。这告诉你企业家的职责是为人类和你的市场生产出一个真实的，最好的商品，在这个前提下，构建整个市场经济，但是在中国，费正清告诉我们德鲁克的逻辑走不通，因为你赚钱最大的本事不是你生产出好的鞋子，而是你被允许生产鞋子，你获得权力本身所赚的钱比你生产鞋子赚的鞋还要多，这是中国最麻烦的问题。

最近大家在谈三网融合，我看一下电视机生产企业，现在已经排在第二位，一年生产600多万台电视机，他说要做互联网电视机，是可以上网的，可以点播电影的，现在一台电视机的利润是100块左右，很薄了，制造业利润确实很薄。但是我做一台互联网电视机需要在全国交给三个机构准入费，你电视机上网要交给三个机构钱，有一个机构是上广电，一个是杭州的华硕，还有CCTV，这三家收费标准不一样，最贵收100，最便宜收70，就是全中国第二大的电视机企业每台电视机生产出来才能赚100块钱，但是他的成本里面有70到100块钱是交给一个特权公司，这个兄弟什么事也没有干，就从政府手里拿了牌照说允许电视机和互联网做连接，你说做电视机的老板会服气吗？这就是中国的现状。重要的不是生产出特别好的电视机，重要的是能不能拿到特权，为什么很多企业家对做企业失去信心，这是费正清1946年写的，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会出现四个情况，第一以商致富，以宦贵之。我要当官，让我的儿子当官，这种情况变成了中国很长时间里面，一个国家有几百万商人，他们从来不感觉是阶级，只是一个特定的阶层，中国商人成功的标志是我的儿子不再是商人，一个企业家本身有巨大的身份限制，有了钱就要捐官。

第二，以末聚财，以本守之。这是司马迁写的，他写了三句话，天下财富分三种，本富、末富和，本富就是和土地有关的，末富是和商人有关的，奸富就是当官的。第二句话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到今天还是这样。你赚了钱，你靠末业赚的钱怎么能够流传给你的子孙呢？司马迁说以末聚财，以本守之，你快点把这个钱变成土地，所以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土地，司马迁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理财了。从司马迁的时候，国有资本就在盐铁行业形成，到今天为止。你越有钱越不安全，因为你会被任意剥夺，所以这个钱迅速转移到，转移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就你的老家，然后盖高房子，收大土地，你们去过徽商和晋商的老家，你看晋商的老家什么也种不了，徽商的老家也是种不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买几十万亩地，盖那么高的房子呢？这个城市很不安全。这两年很多人出国，我在北京碰到一位老领导，他问小吴，经济那么发达，我们十年要赶超美国了，为什么他们都要移民呢？为什么要出国呢？我也不大好回答他，在古代一个人对朝廷失望的时候可以出家，现在就可以出国。出国其实很可怜，我一个朋友在温哥华，前两年回来他说过得很好，天很蓝，早上送儿子读书，然后就除草，下午除后院的草，第二天草长出来继续除，所以导致了土地在中国有一种“类货币”性质。

第三个是奢侈斗富，不过三代。最近中国成了全世界的傻子，一个宋朝的瓷器几个亿去买。我认识一些朋友做房地产的，钱赚的太多了，我现在变成了生蛋的母鸡，他坐下来和我讲，为了显示我很有钱，第一句话说我有一个酒窖，有几千瓶红酒。第二，我有一百多辆车。第三，我刚刚从英国回来，在英国的机场被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免税的退税50万英镑，搞走私了，专门安排人点钱，退税也要退50万英镑，你看看买了多少东西。大量资金从产业领域中溢出来，中国会顺理成章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国家，说明我们的有钱人特别喜欢奢侈品吗？不是，其实你在自己的行业里已经没有安全感了，你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又不能找很多女朋友，那样身体会很差，就不断买车、买房、买奢侈品，显示我是一个成功人士，都是被逼的。
 

第四，权钱勾结，官商横行，你要在中国赚钱就要成为特权阶层的一部分。

这是历史上的几种模型，是从汉朝以来官商勾结的模式，给大家讲个最新的。最近的一百多年来官商勾结越来越先进，民国的三个人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拿回扣，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名义划分。当一个企业涨价的时候他说我是国家的，然后当他瓜分的时候说这是我私人的。第二，贪污的官员越来越大，胡雪岩是多大的官呢？胡雪岩是从二品，是候补道台，盛宣怀是一品大臣，到了孔宋是行政院院长、央行行长、财政部部长。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他们是靠周期赚钱，靠经济波动的周期赚钱，经济非常差他会非常赚钱，经济非常好他也能非常赚钱，他都能赚钱，全球金融危机是赚钱的大好时候，走出金融危机也是赚钱的大好时候。第四是资产增加，腐败到了孔宋的时候形成了内嵌式腐败。宋子文是怎么死呢？是被鸡骨头卡死的，他死后留下800万美金，交了遗产税之后500万美金，但是他当时是亚洲首富。他死的时候可能是留下800万美金，但是他发明一种新的腐败模式，比如这张桌子是国有资产，如果胡雪岩和盛宣怀会说我喜欢这台电脑，会搬到家里去了。到了孔宋的时候都没有动，都还在，但孔宋和你说这里35%是我宋家的，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方式，以股权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这还不是孔宋的名字，注册的人可能叫王芳，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来。你只有两个办法，你拿枪逼着说，股权全交出来。第二个办法是把桌子烧了，所以孔宋为什么没有钱拿到国外去呢？因为政府被烧掉了，首都电厂是他们家的。

一个拥有绝对公权力却怀藏私心的名牌大学经济学博士，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也许是最大的祸害。中国的贪生文科生和理科生有很大的区别，文科生是最笨的，贪污就是受贿，一打开床就是钱了。最能贪污的就是EMBA，不是一拿几千万，一拿20亿、几百亿，你还看不出来，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这种财富通过金融恐惧，通过金融杠杆的聚集能力越来越强，对国民经济的腐败和摧毁越来越厉害，回过头来想宁肯没有这些上市公司，最多出现一个胡雪岩贪污，所以吃回扣是最低级的贪污。

在这样的政商关系扭曲之下，中国社会2000年来出现了什么呢？一个国家要稳定最好的方法叫橄榄形社会，两头尖尖中间大，这个国家最糟糕就是杠杆形社会，两头很大，中间很小，中间是中产阶级，因为这样扭曲的关系导致中国在很长里面我们的中产阶级非常脆弱和不成熟。第一，地方缺少自治意识，现在很多人听到自治以后很害怕，是不是国家要分裂了。第二，政府与民间缺少契约意识。曾经有一些学者研究过中国，中国这个社会很有意思，中国到宋朝的时候欧洲还在中世纪已经出现了非钱了，宋朝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股份制企业，各种各样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有了，而且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为什么经济发展不起来呢？中国缺少契约精神，中国人很讲信用，不是民间缺少，中国和犹太人为什么是全世界最好的商人，都很讲信用。问题是政府和民间不讲信用，民间和民间都很讲民用，但是政府和民间没有契约，动不动把你清查掉，现在也没有契约精神，重庆最近搞房产税，说你不搞房产税可以到银行扣你的钱，你还敢在重庆的银行里存钱吗？这种文件居然都不通过大脑来考虑。第三，企业家阶层缺乏阶层意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不接我的班，在中国真的要大力提倡家族企业，一定要感觉赚钱是非常光荣的事，我们三十年有财富意识，但是赚钱是有罪恶感的，所以老一辈不肯花钱，你们去一些江苏吴仁宝的华西村，整个华西村村民都已经住进别墅，他在1976年的房子里面，80多岁的老头子讲话你听不懂，什么意思呢？那一代人始终认为我做企业赚钱用在我自己身上是很罪恶的事情，还住在1976年的房子里。现在这一拨人已经过去了，60后、70后、80后感觉赚钱是光荣的事情，我们是独立的阶级，我们有自己的诉求。第四，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因为科举制就是一直把人才豢养。

我90年开始跑企业，现在已经跑了好几百家企业，客观来讲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对实业投资的信心是我从业以来最低的，大家都不愿意做实业，所以刚才王老师和我讲北大考了PE班，一年可以招6000多人，什么原因呢？大家觉得做袜子、鞋子、电视机太辛苦了，找一个风投，人人都希望自己改名叫沈南鹏。在今天这个情况下，所谓的国进民退各位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有现在做企业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了，中国企业到今天出现了一些分化现象，第一有一批人推出实体行业，开始移民了，人生苦短，感觉做生意越来越不安全。第二，有一批企业家恪守原则，反对权贵资本，这个非常少。第三，积极投靠，以民间资本的身份与政府形成功利结构，就是当年的杜月笙模式，中国现在有非常聪明的企业家在干这个事。70%是第一类人，5%到10%是第二类人，还有10%到20%是第三类人。

最后我们谈一下建设健康的政商关系，今天在座50后、60后、70后、80后都有，各位听完这个课会想这个课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座很多人赚的钱，只要这个国家不发生战争，或者你到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也够你们用了，你们也不需要听这门课，中国有没有健康的政商关系和各位没有关系。但是和你子子孙孙在这块土地上能不能持续赚钱有关系，你个人无所谓，大不了移民去，上午除草，下午再除草，说不定还可以升值呢？但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孙子，你的孙女要在这个国土上继续做生意，继续赚钱，继续有尊严地生活下去，我们必须要建立健康的政商关系。在握看来，当前是最好建立政商关系的时间点，你们想，一个国家搞改革，很多朋友说中国现在差不多完蛋了，我说你凭什么说完蛋了，他说美国报纸、英国报纸讲的。一个家庭什么时候完蛋呢？夫妻什么时候吵架呢？明天交不出水电费的，一个企业什么时候完蛋呢？明天银行来催债的时候，所以家庭、企业和国家要完蛋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财政发生巨大危机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中央财政有没有发生危机呢？没有发生，中央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现在中国经济还在高速发展，明年年底十八大，第三年初新政权上任，很可能跟各位有一个承诺，在下一任政府手上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是中国200年以后中国重新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有没有可能中国未来十年保持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呢？完全有可能，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完全没有上升。中国的房价从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开始涨，朱镕基说花钱是爱国的，当时取消了福利分房，第二鼓励分期贷款。比如二战以后的欧洲，1950年开始的日本，1960年代开始的韩国和日本，一个国家搞城市化运动一定是经济高速发展时间，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至少需要30年，日本经济为什么1990年崩溃掉，因为城市化结束了。中国从1998年到今天搞了13到14年，中国现在城市化人口46%变成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需要70%多，每年1%的人口进城，起码花十年，你知道未来中国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呢？第一就是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一年1400万人。第二，中国城市化还有十多年，所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城市化完全可以支撑发展，一个国家和企业什么时候搞改革呢？就是业绩很好的时候，怎么改都可以，业绩不好就开始怎样省电了，要搞培训，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把副总裁赶走都没有用。

最近我在讲，我们真的要迎接未来十多年的时间，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搞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有的人说吴老师，你也别那么急，你们这一代完全不了的改革你儿子、女儿可以改，我说真没这个时间，您看民国晚年，为什么突然间辛亥革命没打过仗，1945年民国政府还是民族大救星，后来就跑到台湾了，就是改革窗口关掉了。中国现在有大大小小的毛病，但还有很多改革任务可以完成，其中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政商关系。

这就是我们最佳时机，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出现了，我们上海千万富翁到去年年底有13.6万人，全国有100万，中国的千万富翁多大年纪呢？平均1972年出生，很年轻，中国过去十年曾经有三个人在30岁的时候成为这个国家的首富，一个诞生在上海，盛大的陈天桥上市的时候，第二个是网易的丁磊，第三个就是监狱里的黄光裕。

第二，商人阶层发生的本质性的变化，我非常看好70后、80后以及富二代，你们是最优秀的，但是你们会被羡慕、嫉妒、恨，任何的东西都被放大。我们中国人跑到国外去，我排队，不吐痰，不大声喧哗，我们有钱人要有阶层意识。
 

第三，国际社会提供了成熟的共和政体，联邦模式的政治制度样本。

第四，中国经济仍然在增长当中，有较大的改革空间，就是我前面讲的我们的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等等。

第二，这个改革已经迫于眉睫了，为什么呢？第一，这种国有专营模式已经严重阻碍经济的重要发展，民间失望情绪蔓延，投机成风。第二，权贵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警惕“孔宋模式”的幽灵重现。第三，改革的时间窗口不会永远敞开。在15年后，中国必须要完成所有的改革，如果不改革，我们都不知道1978年以后中国的本轮经济改革最终以喜剧、闹剧、悲剧，是以怎样的方式结束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我们改革的方向，首先需要一个稳健、理性的一揽子计划。最近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出现非常好的情况，第一很多人做慈善，虽然也出现陈光标 (微博)的方式以奇怪的方式，但是也很好，也是做慈善。第二，中国最近出现很多民间智库，都在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在给他们的领域或者特定人群设计改革的方案，企业家愿意花钱，少的几万，多的几百万在考虑中国到底往哪里走，较十几年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国有企业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改革开放，改革干什么呢？我们的改革不像民企，从第一天我们经济改革就是改的国有企业。我最近写了一堆这样的文章来谈这样的问题，改革方向要改清楚，我们改国有企业。第二，庞大的国有资产加在一起110万亿左右，每个人可以分很多钱，这些东西怎么全民化。第三，非政治组织的催生，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不是政府、市场，中间一定要有一个缓冲地带，包括工会组织、民间协会等等，中间一定有一个缓冲的模式，这就是所谓的NGO组织。第四，我们企业家和商人的阶层自觉。第五，政府体制的自身改革，这个是最难的。

第四，很多朋友来讨论，我们企业家财富觉醒到阶层觉醒已经认识到独立的阶层，但是我该怎么办呢？怎么从我做起呢？我给各位提了12个字，第一是有组织，我们的企业家也很需要被组织起来或者自我组织起来。第二，不依附，千万不要见官矮半截，不依附，不阿谀，不试图从行政垄断中分一杯羹，其实就是不作恶原则。在中国扭曲的政商环境里有一些和特权有关，你要把很痒的手止住，你为了子孙着想必须做到不依附。第三就是结同盟，中国的企业家阶层是一个被嫉妒，被孤立化的阶层，我的家乡在杭州，杭州去年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一个小孩子开了一个车撞了另外一个小孩子，把那个小孩子撞飞了，后来变成全国重大事件，是因为当地报纸报道的时候用的标题是一个富二代撞飞了一个穷大学生，其实也不是富二代，只是一个服装店主的小孩，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事件。在被妖魔化，甚至还有特意妖魔化，你没有办法，只有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合法纳税，和工人、知识分子、农民达成良性共识。这要一点一点来。第四，求独立，抓住任何一次的周期性机遇，努力推动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造，要把楚河汉界清楚掉。

最后两句话，胡耀邦去南洋参观诸葛亮的武侯祠写的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第二句话，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对政商关系的现状、原因以及历史做了分析，我们对中国改革充满了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自己的信心和对于民营的信心。

谢谢大家！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