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完全的商业文明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将万事万物金融化。这样，你的身家乃至性命都是有形的，山川河流都可以变卖。耶鲁大学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向我谈到，中国与世界在经济方面的最大差距，实际上是金融和证券市场上的。
    关于身家乃至性命的有形，理论上有吴思的“搏命论”，亦即“血酬定律”，而现实中，也不缺乏参考案例，最典型的莫过于联想柳传志将原部下孙宏斌投进监狱、又资助他东山再起。
    企业史到底该怎么写？也许可以用两种模式来区分，一种是帝国模式，一种是平民模式。在我看来，大凡有雄心的书写家，都向往用第一种模式说话，将公司当作一个帝国，然后进入这个帝国大厦，企图从内部掏出这个帝国的秘密来，最后端出来的是公司整套专制系统，只有一个教父式的故事充斥所有章节。而另一种野性的书写则遵从于自己的内心，用一种平等观照的角度，发现企业发展中的贡献人物，也许他不过是一名试用期雇员。
    这两种模式在非企业史的写作中，都有迹可循，其经典的帝国模式有《光荣与梦想》；平民模式则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而对于企业史的写作，国内只是方兴未艾，表现出一种秩序前的混沌，不少报章批判企业史写作是为企业家树碑立传，这实则是一种无长远眼光的偏见，因为，一种写作的兴起，必须渡过这种初级写作阶段，可以说，如果有树碑立传的嫌疑，那也是企业史写作一途的必然发展阶段。
    对于帝国模式和平民模式的分野，究竟谁优谁劣？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个体，回归到写作者本身。以联想为例，先后有两本书现身，一本是凌志军的《联想风云》，一本是迟宇宙的《联想局》。论好看而言，后者展现出更逼人的才气，而前者是一种报告文学体遗韵的面目，《联想风云》对联想的发展更为有利，因此得到了联想的首肯，而《联想局》中有如许令联想头痛的篇章，因此遭到了联想的冷遇。
    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凌志军的《联想风云》是一种“不彻底的帝国模式”的写作，它的立意发生了问题，它的书写动机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妥协的，它想告诉人们的联想，是一个劳模式的企业，如果这个企业是阴性的，俨然要成为三八红旗手，如果是阳性的，就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设身处地的讲，如果你是企业领袖，也有可能对作者进行野蛮干预，但这实际上是已经构成企业史的一部分。
    并不是说，迟宇宙就采取了平民模式来书写，恰恰相反，他从一开始就抱定了帝国模式写作的决心，好在，他的写作是一种“彻底的帝国模式”写作，其彻底性表现在他的后记部分，详细交待了他与联想的交情、交往和交恶，也就是说，他把某些放不到台面上的话说出来了，这正是企业史所需要的，这个后记更应该归结于平民模式。
    实际上，对联想这样一个王牌企业而言，读者有多大兴趣以及什么样的读者有兴趣，还是个未知数，关于联想发迹、变迁与崛起的内幕，有一句话叫做“真实的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在受众看来，恰恰是魔鬼辞典般的另一解：“令人信服的就是真实”。所以，比较《联想风云》和《联想局》，这是一个切入点－－谁更令人信服呢？
　　这一次，迟宇宙比凌志军要走得更远。前者自觉担当了企业史的责任和方向，并且把企业放置于后工业时代与商业文明的庞大架构下，进行一种线索的解析；而另一种线索的解析，始终未脱离人物的主线，关注人物命运与公司走向的双曲线。后者的成书逻辑则要简单得多，始终是一种线性思维，但还算是一条比较悦目的流线，阅读起来也没什么障碍。故此，这两本书在市场上甫一交锋，给人留下无穷的对比阅读的回味。
　　完全的商业文明社会也只是一个乌托邦冲动，企业存在的意义是无限接近这种商业文明，这时候，如果企业想修正自己的企业史，那将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