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6）

 

　　危拱之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把爱奉献给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相对顺利的时期，她却被自己的同志逼疯。

 

　　拒不承认特务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杀来抗议组织，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但党有办法让你承认组织对你的指控。车轮式的攻心战术，各种手段的逼供、诱供，使许多革命者都无法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如果有人比如曾志仍不承认，中央党校一部为这些人专门编了一个临时支部继续加压。照曾志的看法，”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下页340）

 

　　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沤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下页341）──这是延安的另一种红色。

 

　　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下页341）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个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发和组织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么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压下漏网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也可以锻炼一下你对党的忠心。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中，似乎一旦承认加给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荣的”解放战士“，从此不再受折磨。但对于这种经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党是不会信任的：很简单，你也会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而真的成为党的叛徒。整风过后，组织上再度对曾志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进行考察和甄别：

 

　　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事，在高压下没有讲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难能可贵的。（下页345）

 

　　党内的高压恐怖并不是要你说假话，党对革命者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委屈你，甚至要你死，你也不能讲假话欺骗党，党从每个党员的无条件信仰中获得自己的力量，而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意志变得极为刚强、没有任何温情和资产阶级人性人情的”老革命“，49年后就用这些在延安见识过的方式去改造全国人民。

 

　　九、延安的面条

 

　　河南地委一级的干部小苗开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轮番攻心，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交代：

 

　　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国民党ＣＣ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页334）

 

　　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小苗成了”解放战士“，十分积极地参加对他人的审查，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下页334）被整者用整自己的手段整别人，组织上想挖多少特务就可以挖多少特务。

 

　　此时此地，”面条“是有相当诱惑力的奖品。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整风前收留了一个延安本地孤儿在治安科打杂，大家把这个一天到晚脸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审干时黑娃也成了特务。问其原因，黑娃说：“我馋面条，人家说谁坦白说是特务，就给谁一碗面条吃。”（7）

 

　　十、慧眼识江

 

　　1976年10月后，江青作为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作为毛泽东的对立面的形象逐步刻划出来。但谁都不会否认，没有毛泽东的信任提拨，就没有江青的飞扬。这就形成了一个补充说明，即江青原本是好的，后来、特别是文革中变坏了。这一说法不但不符合常情，也是对毛的贬低：江青岂能瞒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因此，曾志披露的毛在五十年代对江青的评价是相当准确的：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下页320）

 

　　在生活上合不来，这是当然的。毛泽东生于农家，长期在山沟里苦斗，好吃辣椒、红烧肉，留长头发，不会跳舞，卫生搞得也不大好，这与十里洋场出来的明星江青自然难协调。但对于“ 政治第一”的毛泽东来说，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虽然只是秘书职务，但无论到那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下页320）她实际上早就参与政治生活了，并确实表现出毛所期待的敏感，49年后文艺上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大都是江青首先警觉到的。当毛对几乎所有的“朝臣”都不再信任时，修炼二十多年的江青一马当先，充任“文革”大将，辟关斩隘，没有辜负毛对她的期望。

 

　　毛泽东握有万里江山，生活上不怕没人关心，曾志就为他在广州针织厂订做了两套线衣线裤。所以毛非但不需要江青关心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反过来在生活上关心江青。曾志在延安第一次与毛、江吃晚饭，“ 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嗽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下页320）“江青患子宫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的。……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买块表，他说：“江青跟我这么多年没有一块好表，她向我要块表，你在外面给她买一个，我给钱。”（下页320─321）

 

　　毛对江青的关心，不是丈夫对妻子的关心，而是政治家对自己助手的关心。

 

　　十一、交易

 

　　1954年，广州市委推荐曾志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名单到了陶铸那里，他一笔勾掉曾志，换上另一个女同志。陶铸的解释是：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局工作，把他调到北京，为了照顾方方的情绪，缓和一下矛盾，就让方方的爱人担任人大代表。

 

　　我听了非常生气，认为陶铸的理由完全说不通，他是为了个人关系，拿我来做交易。我斥道：“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下页434）

 

　　陶铸或许会用“大义灭亲”来自我欣赏，但人大代表的资格被他用来做交易，这也太不尊重广州市几百万人民的“意愿”了。

 

　　陶铸是精通斗争逻辑善于进行党内的人。1950年，毛泽东认为广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导，他“ 对广西的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说，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 了。”（8）1952年，毛泽东认为广东土改有右的倾向，又派陶前往广东，陶迅速发起“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挤走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9）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陶却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斗争能力也由此充分表现。

 

　　调走方方是“ 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必要环节，陶拿曾志的代表资格来做交易，可能说明他与方方没有什么历史过节，以至于在赶走方方之后还得有点安慰。1957年广东第二次反地主主义，主要人物之一时任副省长的古大存。延安整风中，古深得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阔斧地将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干部打成“特务”、 “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认定是“有特务嫌疑”，曾不服，“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下页343）陶当时就对他说：“古老，你主观主义，不肯为曾志作结论，拖了两年，你有什么根据？你有没有作过自我批评？”（10）当年的怨气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动机之一。因为陶的爱憎异常分明，高饶事件后，中纪委曾派人到广东了解陶铸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情况。了解陶铸是否对“刘少奇、高岗各打五十大板”一事，区梦觉证明并无此事。所以区梦觉此后，一直受到陶铸的重用。“

 

　　十二、刘少奇的威信

 

　　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提起来当作接班人来培养的，但二十多年后，当毛要打倒他时，却不得不发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刘有什么能耐在党内形成了这么大的气候？而且照当时的说法，全国每个省、国家每个部，直至基层单位，都一无例外地有刘少奇的代理人。陶铸被打倒后，向曾志说到他与刘少奇的关系：

 

　　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下页452）

 

　　此说需要补充。延安整风” 审干“中，陶受过刘少奇、康生、彭真的打击，曾与刘少奇当众争吵。而高岗则是对审干时的恐怖提过意见的极少数人之一，在反刘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语言。40年代末，陶在东北工作时，与高岗配合得很好。1953年的中央财经会议，主调是高岗”批薄（一波）射刘（少奇）“，陶也参与其中向刘”开了一炮“。会后高到各地游说，在广东见过陶。高岗事发后，陶曾中央写过书面材料。

 

　　陶此处说的柯老即柯庆施。1936年在北方局时，柯就与刘少奇、彭真有隙，延安整风时当然跑不掉：30年代执行了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抗战后执行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进入延安后又是王明任部长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与王明私交确实不错，在王明挨整后曾上门探望。1965年身在莫斯科的王明闻柯去世后曾赋诗悼念）。为此，中直机关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柯庆施夫妇，其妻不堪迫害自杀身亡，柯则被隔离。陶在落难之前还前往探望，两人从此结下深交。柯去世时，陶极为悲伤。

 

　　49年以后，高、柯、陶都是封疆大吏，且都越来越左，陶自己就说过”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只左不右的“，也是毛平衡刘的重要力量，1958年两人都以中央委员而直入政治局。

 

　　但政治生活中人际关系在不断重新组合。以陶铸的地位及其和毛泽东的关系，刘也不会轻易得罪陶铸。高饶事件后，刘” 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下页452）60年代初，刘主持经济调整，局部背离毛的荒唐路线，以收束大跃进的激进政策、收拾困难局面，这是刘一生的辉煌时期，众望所归，一些此前”毛派“干将也与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各省各部确实有他的”代理人“。陶也在此时认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