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意义上讲,顾维钧代表了整整一代民国外交的形象;一定意义上讲,顾维钧也代表了民国年间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顾氏在自己的活动领域留下过明显的历史痕迹,反过来,民国政治的局限性在顾氏身上也留下过明显的历史痕迹。体现在顾氏个人身上的这种双向的历史痕迹,既是顾维钧的个人特征,也是那个年代某种意义上的典型的政治现象。

　　顾氏早年即有保存资料和写日记的习惯,晚年据此写下一部约600万字的回忆录[1],除第1册因资料散失属“回忆”性质外,其余各册均根据各类资料编撰而成。该回忆录显然未作经心整理,叙事琐碎,编排松散,相当部分的内容事无巨细、罗列无遗,如同流水帐。但正因为如此,这也是一部可信度较高的、具有一定的资料长编性质的回忆录。

　　迄今为止,国内对于顾氏的研究状况,大致上是零碎的、就事论事的。较为完整地研究顾维钧,首先必须为他清理出两条基本线索,其一,他的主要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其二,他在民国政局中的基本立场及其转变。《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无疑为顾氏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相当的基本资料,本文拟从中选择几处相关的侧面,加以归纳和评论,但愿能为顾氏勾勒出一个贴近他真实形象的简洁的轮廓。

　　一、顾维钧“联美抑日”的外交思想

　　“以夷制夷”是近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清末以来,列强在华势力相对平衡,因此,民初外交尚未形成狭义的“以夷制夷”的格局。欧战爆发后,日本攻占青岛,随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自此,日本成为中国的主要敌国。主要敌国一经明确,外交亦必须作出相应的决策:从世界列强中寻找抑制日本的平衡力量。

　　1915年底,顾维钧出使美国,就任驻美公使。欧战之初,中美同属中立国,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这一行动不仅深刻影响了战争结局,也使顾氏长时间思索的一个难题,豁然贯通。早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顾氏即判断: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2],“联美”之意早已有之。然而问题是,中国之于美国,缺少一条能够靠近美国的途径,未能找到一条连接两国关系的纽带,故而“联美”只是一种单方面的设想。现在,通过美国对德宣战,顾维钧找到了这条“联美”的纽带,这就是追随美国参战。

　　4月9日,在美国对德宣战后的第三天,顾氏向段祺瑞拍发了一份约1500字的长电,围绕“联美”这一主题,就民国外交的当前局面和今后走向,全面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和建议。顾氏指出:“日之于我,野心不戢,终必思动”。然而英法不足以抗衡日本,“英、法等国遇有中国事,往往先商日本,势若默认日本为东亚霸主”,况且英法“自顾岌岌,更无余力助我”。因此中国只能指望于美国,“美之于我,不独无所求,且有能力与志愿以为我助”。所以选择美国的第二点考虑是,中美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后顾之忧,顾氏指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第三点考虑是,顾氏预见到美国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大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美国将放弃其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而“操世界政策”,因而与美结友,“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那么实现上述目的的条件是什么呢?即追随美国参战,“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此即中美关系的连接点。为此,顾氏的结论是:“我国不与德战则已,战必以助美为宜。[3]

　　综上所述,顾维钧是美国对德宣战后,从民国外交格局的考虑出发,认为追随美国参战有可能获得美国的“还助”,从而在这一基点上提出“联美抑日”外交政策的第一人。该电通篇阐述“赖美为助”的外交思想,这是顾氏对于民国外交主导方向的基本认识。

　　1917年8月,中国对德、奥宣战,最后,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了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这个会议是欧战的善后会议,对于顾氏来讲,则是对其“联美抑日”的设想的第一次验证。会议期间中日争执的焦点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继承还是由中国收回,对此,中美两国最初是相互配合的。

　　1919年1月28日,顾氏在五国会议上发言,强烈要求直接收回山东,并表示愿意公布中日密约。言毕,威尔逊和蓝辛率先向顾氏握手道贺。对于顾氏此举,日本立即判断为以夷制夷政策,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随即向中国外交部次长陈抗议道:“顾氏欲假借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4]

　　随后顾氏起草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其中特意将山东问题与美国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联系起来,表示中国愿在山东“维持门户开放主义以普益各国”[5],以此破除日本独霸山东的局面。该说帖在送交和会之前,“先密交美总统一份,据美国看法,谓为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平和,颇为满意”。[6]

　　此后,由于英、法等国与日本签有密约,承认日本继承山东以及赤道以北的德属群岛,美国处境孤立,立场逐渐后退,但仍试图对日本施以一定的限制。4月中旬,美国提出一项新方案,将山东暂交英、法、日、意、美五国共管,并表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一国独为处置。”[7]该方案勉强通过。然而不久,意大利因阜姆问题退出和会,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为避免和会破裂,美国最终承认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仍要求日本书面保证将来把山东交还中国。日方表示:“欲得文据,是明明对于日本为无信用。”[8]日本拒绝了美国的要求。最后,中国因山东交涉失败而拒签对德和约。

　　前面讲到,巴黎和会是对“联美抑日”政策的第一次验证。其结果,“抑日”的目的未能实现,而“联美”的趋势却已形成。正如陆徵祥所看到的那样:“关于我国山东问题,除某国(按:指美国)善意维持外,各国要人对我态度虽无不表示同情,然每以种种事实之关系,口吻多欲吐而仍茹。”[9]也就是说,就抑制日本而论,美国之外,中国是难以指望他国的。

　　从美国来看,尽管威尔逊最后对日妥协,但美国代表团总体上是同情中国的,美国国会和舆论亦是如此。美国参议院在辩论对德和约时,山东问题引起强烈不满,一议员说:“中国加入欧战,系因美国劝告,并允在和平大会维持中国权利。今以山东畀日,无异卖友。”[10]最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对德和约,山东问题是原因之一。可以认为,以巴黎和会为标志,“联美抑日”的外交政策已具雏形。

　　两年半之后,顾氏再度作为全权代表之一参加了华盛顿会议,山东问题是议题之一[11],故而也是对“联美抑日”政策的再度验证。山东问题的核心是胶济铁路问题,中方原拟“现款赎路”,但因拿不出所需款额,最后议定路产由日本移交中国,而中国则付与日本相应的国库券,中国于15年内偿清债务。此外,日本在山东的其他特权,基本上由中国收回。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在拜会美国总统哈丁时说:“贵国素来遇事主持公道,此次会议凡关中国问题,辄承据理援助,不遗余力。”哈丁表示:“此次会议幸获告绩,就中有裨于贵国者甚多,堪为道贺。贵国外交从此新辟纪元,中、美邦交,从此益臻亲密。”[12]华盛顿会议是“联美抑日”外交政策基本形成的标志。

　　如前所述,顾维钧是美国对德宣战后,认为追随美国参战有可能实现与美国结友,从而提出“联美抑日”外交政策的第一人。应当特别指出,这一政策在推行的初期,即巴黎和会期间,并非一项明确的国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顾氏的个人行为。顾氏擅自宣称公布中日密约,即为这种个人行为的体现。由于巴黎和会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政策行之有效,因此,到华盛顿会议时,“联美抑日”发展成为国家政策。这一政策的形成,明显体现为先有事实、后有政策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顾氏思想明确、敢作敢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还应当指出,顾氏致段祺瑞的那份电报,对日本、美国和英、法所作的基本判断,为后来的历史长期地予以证明,因此,“联美抑日”几乎成为整个民国外交的基本格局。“赖美为助”,是顾维钧全部外交思想的基点。

　　二、顾维钧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实践

　　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时,顾氏即萌生一个信念:“把国际法原则坚定地应用于国家间关系”[13]。作为这一思想基础的反映,他自选的博士论文题为:《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其中论及“解决这些权利要求的一般原则”,确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志向。

　　1918年1月,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14

　　条宣言,倡议战后设立国际联盟,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关系。对此,中国朝野极为兴奋,康有为将其大同学说与之联系起来,把国联的设立看作世界大同的到来。国会中甚至有人提出议案,要求政府向巴黎和会建议,成立世界大同政府。顾维钧最初对于战后议和着眼点是山东问题,在威尔逊宣言的启发下,顾氏转而侧重研究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为此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最后,以顾氏为主,撰写了向巴黎和会提交的《中国希望条件》[15]。

　　希望条件在绪言中这样写道:“民国肇兴以来,进步尤为卓著,顾犹未能遂其发展之自由者,则苦于国际障碍之多也。”[16]表达了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争取民族自由的愿望。由于巴黎和会原则上只讨论欧战期间的问题,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代表和会答复陆徵祥:“允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平和会议权限以内。”[17]拒绝予以讨论。

　　希望条件仅一个回合便败下阵来,并且是被如此漫不经心地驳回。

　　然而应当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议论在中国朝野早已有之,但最终只是“清议”。希望条件的提出,是顾维钧等人将往日的“清议”,第一次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地、全面地、具体地提到世界列强面前。自此,这一问题正式提上了民国外交的议事日程。就实质而论,巴黎和会仍然是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的起点。希望条件被驳回,只是表明这一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不是以废约本身为起点的,它以另一种形式为起点:拒绝再度签署不平等条约。

　　前所述,西方列强因种种原因,决定支持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载入对德和约。这样,对德和约签字与否,在中国代表团内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全权代表中明确反对签字的有三人,顾维钧、王正廷和施肇基,但王为南方广东政权的代表,其意见被认为是可以不负责任,而施则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由返回伦敦。外交总长陆徵祥的最终态度是,可以签字,但必须由他人签,陆本人不签。因屡求辞职而不获准,陆以“旧病骤发”为由住进医院,不再主持代表团工作。这样,顾氏成为代表团的实际主持者。

　　作为弱国外交官,顾氏对于拒约可能导致的两个后果,即中国能否加入国联问题,以及妨碍协约国对德国的统一立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采取了实际的防范措施,最后,既实现了拒约,又避免了因拒约而可能引发的对一个弱国的损害。

　　拒签对德和约,开创了中国近代以来,在世界列强面前拒签不平等条约的先例,从而为日后逐步清算不平等条约奠定了基础。只有首先停止此类条约的继续蔓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才可能步入良性循环。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块界石。

　　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1921年7月初,时任驻英公使的顾维钧在与英国外交大臣初步商讨华盛顿会议时,英方询问中国对此会议有何愿望,顾氏再度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从英方的态度上,顾氏判断“条约上之束缚亦稍可减除”[17]。随后,顾氏就此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重提前在和会所提之希望条件七端”。同时又建议:“窃思提案主旨,在求实际而不贪多,庶几其他到会各国不致以我国要求过多,或视为难于著手。”具体而言,顾氏认为废除势力范围、裁撤外国邮局、恢复关税自主和撤退外国军警四项,“似可相机坚持”。而领事裁判权等问题较为复杂,“大约至多只可要求各国赞同收回原则,一面设立专门委员会,与我从长商议分期收回办法”。[18]事后证明顾氏的判断大致准确。

　　华盛顿会议开幕后,会议就中国的各项要求,也就是两年半之前在巴黎和会提出的希望条件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激烈的辩论。最后,会议同意裁撤外国邮局,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同意进一步调查,关税问题同意提高税率,关税自主问题则以中国内政不统一为由,而“暂时寝议”。

　　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在于,世界列强第一次全面、具体地讨论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未重复巴黎和会一纸驳回的局面。中国所获实际成果显然十分有限,然而重要的是坚冰自此打破。华盛顿会议表明,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外交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才能逐见成效。就此而言,顾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顾维钧并不具有革命性,因而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手段上,他不赞成采取革命性手段,主张按国际法准则予以解决。然而在国际法准则之内,顾则是激进的、颇具挑战性格的。

　　1922年8月顾氏任外交总长时,苏联代表越飞曾劝说顾氏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顾氏答道:“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惟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目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19]1926年对于中比条约的处理,反映了顾氏的上述立场。

　　中比旧约于1926年4月期满,中方提议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新约,但谈判持续半年未取得结果,比利时采取与其他大国同进退的策略,表示:美、英、法、日“上列各国中之任何一国,日后与中国规定何种办法,比国亦承认同样办法”。其理由是:“俾比国在华事业与他国事业比较不致骤处于不平等之地位。”[20]比方的“平等”要求,等于将问题推之于他国。在谈判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顾氏于11月6日照会比利时公使,指出比方的要求“势必有彼此推诿牵制之弊”,下令终止中比条约[21],开创了中国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先例。

　　然而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比利时再度签约,承认:“比国人民应于现有领事裁判权之国半数以上,承认放弃是项特权时,受中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22]比利时不仅恢复了本已废除的治外法权,并且遂其所愿,将问题的解决与否推之于他国,从而形成顾氏所说的恶性循环。这一反复表明,解决此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大国,而这一点最终取决于国家地位的改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美、英结为盟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改变了中国昔日的国家地位,不平等条约因之而顺理成章地废除。1942年10月,中国分别与美、英同时举行签订平等新约的谈判,顾氏时任驻英大使,参与了中英谈判。新约于1943年1月签署,除九龙、香港问题留待战后解决外,不平等条约至此基本废除。

　　在不平等条约废除之际,蒋介石欲借此作一篇文章,以期收拾人心,新约签署2个月后,蒋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当陈布雷为该书征询顾氏意见时,顾氏平静地说:“特别鉴于中国正在努力与其他盟国协力作战,因此不应强调中国对于过去不平等条约的感情……最好不要在过去的事情上表现出对西方过多的情绪。”[23]

　　顾氏对此似乎有些淡漠了。然而应当指出,从巴黎和会最初提出希望条件并拒签对德和约,到中英新约签署,顾氏是唯一的从始至终参与这一过程的外交官,特别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顾氏是一位主要的开拓者。

　　三、顾维钧论谈判

　　所谓外交,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谈判。顾氏在回忆录中曾反复阐述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否定全胜论。顾维钧否定一句著名箴言的四海皆准的正确性,他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在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而不顾。”顾氏把国家不能“玉碎”规定为外交的最高准则,根据这一准则,因此外交谈判必须有所妥协。那么妥协的依据是什么呢?即必须考虑对方。顾氏接着说:“在外交上,人们必须始终考虑到对方,每一方都想取得全胜。因此如果一个人意欲防止`玉碎’而又不屑顾及`瓦全’,那他就是只想到自己而不考虑到对方。如果每一方都坚持百分之百的成功,那么任何谈判都不会有成功的可能。”基于考虑对方的观点,因此顾氏对于谈判成功与否的技术标准这样规定:“由于双方都想百分之百地达到目的,那么在谈判中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以做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为目的。如果一个人取得百分之六十,他就应该很满足了,如果他想超过百分之五十稍多一点,那他就得特别慎重。这就是取得谈判成功之道。”[24]以上三点,是顾维钧围绕外交谈判的妥协,而提出的准则、依据和技术标准。

　　1942年10月,中英举行订立平等新约的谈判,10月11日,蒋介石首次召集有关人士商讨此事,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建议:此次谈判不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为限,“而将涉及租界、租借地、内河航运权及在华驻兵权等等。我当力求诸事解决之彻底”[25]。然而收到英方的新约草案后,中方大为失望,10月31日,在蒋介石召集的会议上,王世杰表示:“惟该案对于九龙租借地之退还并未提及,予力主我方应要求交还。”[26]蒋介石亦强烈主张交还九龙。这样,中英谈判因英方拒绝交还九龙而陷入僵局。当时中方内部有两种意见,外交部次长吴国桢认为,中美谈判已经完成,英国势必力争谈成,因此在九龙问题上,“英国终将让步”。蒋介石则十分强硬,表示不交还九龙便拒签新约,“而在以后用我们自己的军队收复它”。[27]

　　顾氏时任驻英大使,于10月中旬回到重庆。顾氏认为九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九龙与香港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而香港则牵涉到英国的整个殖民地政策问题。当时印度等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而英国则因在西欧一隅孤军作战,处境十分困难,故而一再表示殖民地问题留待战后解决。为此,顾氏判断英国在九龙问题上决不会开先例。同时从中英战略关系的大局出发,顾氏也反对拒签新约的决裂态度。

　　顾氏建议将问题分开处理,他反复劝说宋子文:“看来要在条约和九龙两者之间有所取舍……如果除非九龙归还中国,否则我们宁愿不签署条约,那我相信,任何方案也无从打破僵局。如果是想签署条约,则不难找到处理九龙问题的办法。”[28]顾氏的方案是,首先签署新约,尔后由中方提出照会,保留今后提出九龙问题的权力。蒋介石最终批准了这一方案,中英新约于1943年1月签署。

　　蒋尽管最终批准签约,但仍为九龙未收回而愤怒难平,认为此次谈判“吃了败仗”。笔者认为,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顾氏的方案较为可行。既达到了基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又保持了与盟国的战略关系;既坚持了提出九龙问题的原则,又顾及到对方的现实困难。这是一个把历史、现实、将来三者关系,加以区别又加以联系,从而稳妥处理棘手事务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是体现顾氏考虑对方、不求全胜的谈判原则的典型事例。

　　顾维钧关于外交谈判的另一个原则是,十分强调留有余地。顾氏认为外交与内政不同,“内政的对象是人民,外交的对象是与国。在内政上有时可以开大价钱,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如何。至于说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假一点,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29]主张留有余地的观点,与反对全胜的观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944年8月至10月,顾氏作为首席代表,率团赴美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筹组联合国。由于苏联不愿与中国居于同等地位,会议分作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美、苏、英三国会谈,历时一个多月,所有议题均已基本达成协议。9月29日起,由中、美、英举行第二阶段会谈,当时,驻美大使魏道明等人表示中国应以第四大国的资格,将中国的所有建议都提出来,与美、英从容会谈,“不论英、美或者俄国的代表有无可能接受”[30]。

　　然而中国被排斥于第一阶段会议之外,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中国的实际的国际地位,顾氏清醒地认识到,美、英之所以与中国举行第二阶段会谈,仅仅是一种姿态,“为了`维护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什么重要意见”。较之他人而言,顾氏敢于正视、敢于接受这一现实,顾在代表团内表示:“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或态度时,应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实际处境。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到英、美的处境。”[31]

　　顾氏所提出的两方面的考虑,均要求尽快结束会谈。就英、美而言,第一阶段会谈已费时很多,同时美方已暗示顾氏,对于第一阶段会谈已经通过的问题不要作根本性修改,因为任何修改必须再度与苏联谈判。就中方而言,顾氏认为中国出席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维持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大国的地位”,其余则可通融。此外,就在此刻,因蒋介石拒绝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指挥权的要求,美国舆论大肆攻击中国,为防突生变故,以及上述各项考虑,顾氏认为应尽快结束会谈,“为了装点门面而延长会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于是第二阶段会谈在采纳了中国的数项补充建议后,10天左右便结束。这次会议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是中国开始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的标志”[32]。

　　顾氏在此次谈判中的处理方式的特点是,主要目的之外,其余则可变通。在多边谈判中,考虑多方利益。同时也是顾氏留有余地、不开大价钱、吃明亏不吃暗亏的谈判原则的体现。

　　现实主义是顾维钧对于一切谈判的出发点。顾说:“我个人的意见一贯是把可以得到的先拿到手。”对于那些作为整体而言不能一次解决的问题,顾则主张采取分割的方法,求取部分解决。他说:“现实的方针是,取现在之可取,其余则留在以后再争。而且,国策中的所有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次不行,我们再来第二次、第三次。”[33]之所以要将有的问题留待将来解决,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当前时机尚未成熟,顾指出:“我向来认为解决问题的良好时机和问题本身的正确解决同样重要。”[34]也就是说,正确把握时机,是现实主义出发点的全部依据。顾氏十分强调要防止失去手中现有东西的现象,他说:“第一我们必须保住还在手中的一切东西,然后才能收回我们失去的东西。许多政治家许诺要收回一切失地,但是当他们在努力收复失地时,却又继续失去现有的东西。”[35]这是顾氏对现实主义立场所作的一个注释,也是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之谈。

　　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外交官,顾维钧时常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拿不出什么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36]。因此在谈判中他不可能作过多的正面抗衡,而只能是加强技、战术的运用。在这一点上,顾氏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长是,极善制订谈判方案,从而使谈判具有灵活的选择余地。顾氏这样要求道:“方案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广度,以便为磋商和谈判留有余地;同时也是为了提出一个更加切实可行的建议。”对于那些永久性文件,顾氏同样认为措辞应具有灵活性,以便将来“在不同情况下为不同解释和不同做法留有余地”。[37]总之,灵活性是顾氏制订谈判方案的指导思想。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弱国,在谈判中便增添了几分本来不多的回旋余地,因而民国外交较之前清也增添了几分顽强。巴黎和会时,顾氏为山东问题所制订的多种保留方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顾氏的这一特长得到国际同行的公认,美国的腊斯克曾称赞顾氏“是一个有名的方案专家”[38]。

　　顾氏十分重视谈判中的人的素质,指出:“外交谈判的失败,有时不是由于谈判的问题本身,而是由于谈判的人。”[39]就个人而论,顾氏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精通英文,精通国际法,熟知外交史,善长辩论,善长社交,情报灵通。魏德迈曾称赞顾维钧:在外交方面,被公认为是杰出干练的代表,足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外交家相比。[40]然而外交谈判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国家的力量,而非个人素质。

　　1933年2月24日,经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人在日内瓦的长期交涉,国际联盟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书,中国在外交上居于有利地位。然而就在此刻,日军发动了对热河的进攻,顾氏等亟盼中国军队奋力作战,使他们能够继续保持有利地位,可是中国军队却一再溃退。日内瓦的外交界人士面对这样一种强烈反差:“他们看到中国军队这般软弱无能,与中国代表团在国联大会上辩论时所持的强硬态度适成强烈的对照”。中国代表立即转为尴尬的处境,顾说:“不论每次我们怎么说,宣称要坚决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传到日内瓦的消息总是又丧失一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颜、顾、郭联名致电政府辞职,表示:“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转移。惠等心余力拙……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41]晚年忆及此事,顾氏仍然是“犹感难堪”。

　　外交谈判成功与否,最终不完全是由谈判本身决定的。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弱国的谈判代表,顾维钧往往不能从自己那个贫弱的祖国得到有效的支撑,恰恰又只能是通过谈判本身去谋求为国分忧。上述外交代表的强硬立场与国家军队的软弱抵抗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正是这种特殊现象的深刻反映。因此,顾维钧往往能够取得谈判本身的胜利,然而这种胜利往往则又是无效的。“心余力拙”,是那个年代留在顾维钧身上的一个印记。

　　四、顾维钧谈美国

　　顾氏一生与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有一套自己的美国观。顾氏对于美国的一个基本认识是:美国不是帝国主义。顾对帝国主义一词这样解释:“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而非意指政体。”[42]如果以顾氏的解释看问题,美国在世界列强中是较少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顾氏一向重视研究外交史,他说:“从中国的外交史上来看,英国同德、俄、日、法各国一样,一向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重重困难,大都来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实行的殖民主义和政治控制政策。”[43]在顾氏开列的这份帝国主义名单中,美国是除外的,因为他认为与上列各国在华推行的殖民控制政策相比,美国的程度显然较低。概括而论,美国不是帝国主义,是顾维钧全部美国观的基点。

　　本文不必分析这一论点是否切合历史实际,仅想指出这便是顾氏处理中美关系的出发点。所以在与美国的交往中,顾氏认为可以无保留合作,即使是牵涉国家主权。1944年8月至10月,顾氏率团赴美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这时,国民党军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打击下一再溃退,美国提出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蒋介石则予以严拒,为此,中美关系一度恶化。顾氏的意见与蒋相反。顾氏就此问题与中国驻美军事使团团长商震进行磋商时,商震认为:“中国军政部在同美国打交道时,对中国主权问题过于敏感。”顾与商都认为:“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和盟国,毕竟对中国并无任何政治或帝国主义野心。”[44]因此,顾氏主张效法英国,向美国交出军事指挥权。顾对孔祥熙说:“如果必要的话,就接受美国的要求”,“迁就一下这个盟国没有什么不得了……英国也正在这样做。它对美国就持依从和忍让的态度”。[45]

　　在进行了上述磋商之后,顾氏于9月下旬向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劝说蒋:“在与美国、特别是同美国政府领袖们交往,要尽量忍耐。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毕竟朋友不多,我们在战时和战后重建,都需要美国的援助。”[46]顾还对蒋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不能让他们(按:指美国)大失所望,以致他们撒手不管,让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事。”[47]9月底,蒋致电孔祥熙,表示:“他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因此在关系到中国主权和国家未来的问题上,他是不可能让步的。”蒋表示即使美国撤回第14航空队也不能使他妥协,“象中国抗击日本的最初几年那样,他可以单独继续进行抗日战争”[48]。该电实际上是对顾氏论点的答复。这场危机的结局是,以美国撤换史迪威而告终。顾氏的上述论点,主要来自于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一认识。

　　作为外交官,顾氏对美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于自身的经验,而非观念。在长期的交往中,顾氏认为美国对华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美国对华有一种“感情上的兴趣”。顾说:在世界列强中,美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在列强对华掠夺初期,美国并未达到其他西方主要列强那样的程度;同时也和其他列强不同,它对中国有一种感情上的兴趣和理想上的目标”[49]。美国的这种不同于别国的感情上的兴趣,其表现之一是:“当外国人侵略中国时,除了美国,其他大国一般只是在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时才出面干涉”[50]。在顾氏看来,美国对华的“同情”,有时不是以直接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的,而是一种“兴趣”。

　　其二,在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其对华关系是居于次要地位的。顾氏认为美国在对外政策的制订上,受到这样一种因素影响,他说:“美国人民在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上有分歧。住在大西洋沿岸的美国人,对欧洲较感兴趣……住在中西部的美国人,则不论对欧洲还是对太平洋发生的事情都有些漠不关心,住在西海岸的美国人则对中国和远东深为关切……白宫和华盛顿的各种势力,一般说来,同大西洋沿岸各州的观点较为一致。[51]”把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按上述地区分作三类,顾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所以重欧轻亚,主要是由于华盛顿靠近大西洋沿岸各州。

　　其三,顾氏认为与英国的较为稳定的对外政策相反,“美国外交政策缺乏一贯性,尤其是对中国”[52]。顾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存在一种情绪化倾向,他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开放、天真和冲动的——当美国的情绪正常时,非常慷慨大方,但当不高兴时,则非常残忍。”[53]正是这种情绪化倾向,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在长期的交往中,顾氏曾反复领教过美国的“慷慨”与“残忍”。

　　在中国与美国交往的方式上,顾氏主张采取低姿态,顾氏认为40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的恶化,其起因在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国的领袖们对于他们在国际政治影响中的地位所作的过于自信的估计”[54]。尤其是成为四强之后,“中国过分妄自尊大起来。于是中国领导人常常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持不妥协态度”[55]。顾氏曾不无遗憾地说:“我曾屡次力图向蒋委员长解释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委员长采取他认为可以使美国人信服的那种方式。但他的思想和推理方法是中国式的,不甚适合美国的情况……在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要顺其性情,不宜披其逆鳞。”[56]看来,顾氏是不主张以中国方式与美国打交道的,或许因为这一点,蒋介石对顾氏的一个印象是:“有点胆子小”[57]。

　　顾维钧是本世纪美国现代外交发展过程的见证人。当他初次出使美国时,美国还是一个不太重视对外关系国家,并且也没有形成通盘考虑的对外政策,“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以对付南美、远东(如义和团运动)或欧洲出现的某一具体问题的政策而已”。顾氏认为,1947年3月发表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美国开始有了全球性的对外政策。认为“这确实是美国制订政策的传统的一次重大转变”[58]。但顾氏还是认为美国是一个阅历不深的民族,因此,“指望美国人对国际局势发展的错综复杂情况,能高瞻远瞩,了如指掌,这是不恰当的”[59]。

　　顾氏一生的外交路线,基本上是“赖美为助”,也就是说,当他一旦不能从美国获得支持时,其外交也便步入穷途。在国民党退居台湾前后那段时期,顾氏作为驻美大使,其基本任务就是争取美援。顾对其密友杜勒斯说:“抵抗共产党的前进究竟能有多少成效则全赖从国外,也就是从美国能得到多少援助和支持。”[60]而杜鲁门、马歇尔则强调国民党必须自助。杜勒斯也曾反过来要求道:“为了得到美援,中国人首先必须自助。”[61]由于国民党无力支撑战局,美国对顾也日渐冷淡。在与马歇尔的一次谈话后,顾氏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过去三十年中,我至少和十几个国家的三四十位外交部长谈过话,打过交道,其中包括六位美国国务卿,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难以开诚布公交换意见。”[62]与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的接洽更为不快,顾氏感到:“从巴特沃思的谨慎和冷淡来看,他把我看成了苏联大使”。顾说:“我要把这一历史阶段称作美国政治才略的空白时期。”此论能否成立姑且不论,但在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这肯定是一段“空白时期”。

　　五、中性:顾维钧的立身之道和立业之本

　　在很大程度上讲,顾维钧是在西方文明的薰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他自己也说:“所以我对问题的看法,往往不像一般中国人,而是更接近于西方人。”[63]也就是说,他的政治思维方式是西方式的。顾氏欣赏美国人的这样一个论点:美国的“两大政党哪个也没有明确的思想体系”,这种模糊的思想体系,使两党之间可以相通、相容。而中国则不然,中国政党“过分重视学说与主义的学术重要性”,因而中国政党之间往往互为排斥。[64]总之,顾氏是按照一种模糊、中性的方式,来塑造他在民国政坛上品格形象的。

　　顾氏先后服务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北京政府时期,曾任驻美、驻英公使,外交、财政总长,直至内阁总理。南京政府时期,曾任外交部长,驻法、驻英、驻美大使。不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无不派系林立,朋党纷争,政潮叠起,顾氏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一席之地,自然有他的为官之道。顾氏这样说:“简言之,我是不参与政治的,并努力置身于政治和权力之外。”[65]置身于权力之外,避免了残酷的权力之争祸及于身;置身于政治之外,避免了敏感的派系倾轧牵涉于己。顾氏为自己树立了这样几个特征:处世随和,没有权力欲,模糊的政治个性,精通外交业务,办事干练公正,并且极善处理棘手事务。其总体形象是:一个可与任何人共事的、得力的技术工具。顾氏曾总结道: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延纳我们”[66]。这就是顾氏的立身之道。顾氏不仅生存下来,而且与民国一代几乎所有的政要都能交友,从而构成他那光怪陆离的人际世界。[67]

　　政派林立是民国政治的特征之一。在顾氏眼里政派不过是一种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殊利益集团,各类政派时常染指外交,他指出:“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68]皖系当政期间,基于本派利益而与日本签约借款,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有鉴于此,顾氏为自己规定了一个基本的职业准则,就是把国家利益与党派利益相区别。顾氏说:“我发现把自己置身于各党派之外是一个很好的处世之道。我所考虑的问题只是对中国或中国的事业有没有好处……即使有人说某某事情对党有利,我也可以承认,但党并不代表全中国。”[69]顾氏又说:“我自担任公职以来的一贯方针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时,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在为中国服务并对国家有好处。同时我一向对党派政治不大感兴趣而是从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考虑问题。”[70]把国家与党派相区别,以一种超党派的姿态为国家服务,这就是顾氏的职业准则、政治准则,也是他的立业之本。

　　把外交与党派相区别,于是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外交似乎具有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那句规定外交本质的经典论断:“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如以顾氏的行为方式与之衡量,其经典性有时则要打折扣。在顾氏的外交活动中,有时外交似乎并非是以内政为依据的,而象是顾氏的个人行为;有时两者的关系则似乎颠倒了过来,内政更象是外交的继续。

　　巴黎和会在辩论山东问题时,顾氏从收回山东的国家利益出发,置皖系政权与日本签署的密约于不顾,未经任何请示,擅自宣称公布中日密约,这是顾氏将国家利益与党派利益相区别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是他不以内政为依据,独立行事的一个典型事例。

　　945年,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组团问题上,蒋介石从压制中共政治地位的内政考虑出发,反对中共代表加入代表团。而顾氏则考虑到为向世界显示中国的统一,从而增强代表团在大会上的地位,因而力主代表团应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尤其是中共代表。顾氏看到:“海外一般都认为,国内政治的不统一,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严重争端”[71]。为了应付海外的这一舆论,顾氏坚持提名董必武参加代表团[72]。此事并不说明顾氏对中共的政治倾向,而只是说明顾氏考虑问题的方式是以外交的要求为依据的。顾说:“我之所以要提出我的建议,是因我感到要使中国在大会上处于有利地位,代表团就必须包括各党各派。”[73]这是顾氏以外交的需要为最高利益,反过来要求内政予以服从的典型事例。

　　以上两个事例,是顾氏将国家与党派相区别的超党派的行为方式的例证。对此,顾氏曾这样总结道:“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考虑,你的外交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会成功。”顾氏接着说:“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74]在那个远非政治修明的民国年代,顾氏所以能够取得一定的外交成就,主要得益于这种“没有政治头脑”的行为准则。

　　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顾氏不仅反对党派政治介入外交,同时也反对民众和社会舆论介入外交。顾氏这样认为:“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总是光考虑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75]顾氏显然认为,民众的一时的情绪,与永恒的民族利益是对立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顾氏于11月出任外交部长,他认为与日本举行谈判是控制态势的唯一方法,而学界和社会舆论则强烈反对与日谈判,顾氏对此是反感的,最后拒绝会见学生代表。

　　顾氏认为民众运动是对外交的干扰。他这样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织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76]他之所以把人民外交视为“灾难”,是因为:“`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77],因为外交谈判必须有所妥协。基于上述观念,顾氏在回忆录中对“五·四”运动未作正面肯定。

　　概括起来,顾氏的中性具有一种双向的针对性质,他对于上层党派和下层民众都是保持距离的。在顾氏看来,所谓外交,既是超党派、超政治的,也是超民众、超舆论的,外交仅仅是少数外交家的独立的事业。

　　顾维钧的超党派的思想基础来自于这样一个认识:“我对任何派系都没有敌意;我相信,没有哪一家的政治思想是绝对正确而超越一切的。”[78]因此,顾氏始终未自封为哪一家政治学说的思想信徒,包括三民主义。顾氏推崇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我国的文化和哲理,我一直认为确实高出于西方。”[79]某种意义上讲,传统文化是超越党派学说的。

　　基于上述认识,顾氏认为党派之争是无谓之争,他说:“各政党之间的不和实无必要。至于主要的问题,各政党的看法并没有大的区别:都希望中国强大。”他认为:“从民族的观点来看,那些政党之间的分歧,不值得赞许。这种分歧,实在只是些狭隘党派间的分歧或个人领导地位的分歧,而不是如何领导全国的大问题。这种认识始终是我的信念。”[80]顾氏否定政党之争与民族利益之间的联系,从而否定政党之争的全部正义性质,这是他对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认识。

　　随着顾维钧从政时间的推移,从北洋时代的朋党纷争,到国民党时代的一党训政,他一直以不变的超党派的中性立场,适应着不断变换的政局。最后,他将面对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

　　顾氏起初认为中共与他所司空见惯的其他政党一样,“打仗是为了夺取政权”。因此,1945年11月,顾氏在与邓发的谈话中,重申了他对政党之争的看法。他说:国共之间,“我看不出两党政策之间有什么大的区别。任何国家只有统一才能强大……一个政党的权力和成功,与整个国家的更高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81]。此刻的顾氏,仍然是以其固有的超党派的立场来看待国共之争的,然而这一次在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面前,顾氏最终未能再度超越。

　　六、在最后时刻倒向国民党

　　顾氏一生与中共几乎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交往,其回忆录中仅记载了寥寥数次十分有限的接触。最初的一次是1924年顾与李大钊进行的一次关于外蒙独立问题的辩论。[82]另一次是1945年力主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会议。[83]因此,顾氏后来之反共,并无更深的历史渊源。

　　顾氏早年服务于北京政府,与国民党亦无历史渊源。在国民党执政后的一党训政的环境下,顾氏仍长期维护着无党派的独立地位。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顾氏的“清白”身份。1941年4月,顾氏被任命为驻英大使,在按照惯例征询英方意见时,英方长时间未予答复,原因是英国驻重庆大使寇尔向英国政府建议:最好由一位国民党高级人士作驻伦敦的代表,而顾不是国民党员。以这件事为起因,在蒋介石的劝说和他人的安排下,顾氏于1942年加入了国民党。[84]显然,顾氏之加入国民党,并不体现为思想上的结合。因此,顾氏在回忆录中反复表白:“尽管在蒋委员长的劝说下,我加入过国民党,但我不是一个积极分子。”[85]甚至在组织上也很难说他是个完全的国民党员,顾说:“我的国民党党籍时有时无……党的关系对我来说,无关重要。”[86]可以说,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顾氏与国民党始终是保持距离的。

　　顾维钧是在国、共两军的战略态势发生重大转折之际,在政治上主动倒向国民党的。应当指出的是,顾维钧是怀抱着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而倒向国民党的。顾氏在1949年3月的几则日记中记载着这种不满情绪,他写道:政府“忽略了在治理国家中应当注意人民意愿的原则……按现代的意义说,人民是国家的股东,政府不过是董事会。董事会不可能一直违反股东的利益进行经营而不遭到股东的怀疑,失去他们的支持”。顾又写道:“回顾中国的苦难局势,目前较之过去更为明确,即人治政府不论其心地如何善良,永远不如法治政府为理想…人治不可能摆脱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的影响。”[87]在这里,顾氏婉转地表达了他对当局的看法:一个违反人民意愿的独裁政府。

　　怀抱着不满情绪而倒向国民党,表明顾氏的选择既是主动的,又是无奈的。此时此刻,国共两军的最后决战,使政治选择的余地已经甚为有限,所有的人都面对这样的局面:国共之间,必居其一。在没有第三种选择的情况下,顾氏选择了国民党。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者最后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因为他们对于共产党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感。

　　顾维钧这样叙述他对中共的看法:“许多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确实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共事,甚至到了1948年他们也还是这样想,以求实现变革,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十分厌恶和不满。”[88]然而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与传统的决裂,这就超出了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所能承受的限度。顾氏说:“想不到共产党人所作所为竟完全背离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我只是认为他们打仗是为了夺取政权……不会象诸如俄国革命时俄国共产党人那样行事……我没有想到他们竟会走极端,他们的行事竟完全违反我国的传统和我国的政治哲学。”[89]如前所述,对于通常的政治学说,顾氏通常是以超然的态度视之,顾氏所以对中共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意识,主要是对中共与传统决裂的作法不能接受。这就是顾氏既对国民党不满,却又选择国民党的原因。[90]

　　国民党第一次深切感觉到中共对其政权的震撼,是1948年9月24日济南被许世友大军攻克。9月29日,驻美大使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致杜鲁门的密电,呼吁美国提供特别援助。顾氏感到:“密电措辞极为迫切,语气近乎告急。”[91]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在这种大厦将倾的剧烈震荡下,顾氏的政治品格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他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从而也失去了往日平和淡雅、雍容大度的品格。由于能否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已成为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唯一指望,驻美大使顾维钧倾全力游说美国朝野,其反共叫嚣几近于歇斯底里。

　　1948年9、10月间,顾氏在与访美的财政部长王云五的两次谈话中,主张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以求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9月,顾对王说:今后争取美援不必拘泥于货币的形式,而是要求美方“派遣军事技术人员进行支援。重要的是使美国参与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得到他们全面合作”。为此,顾氏强调:“当我们寻求美国全面援助时,应避免提出我国的主权问题。”因为“美国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92]10月,顾再次对王说:“我重申在中国面临共产党进攻的严重关头,不必担心美国干涉或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我们应该担心的倒是美国不愿与我们通力合作,唯恐卷入我们的反共斗争。不必担心美国的帝国主义,因为共产党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美国将非常急于撤退它的人员。”[93]顾氏所以一再提出主权问题,因为他认为要得到美国的充分支持,就必须让美国“分享控制权”。为此,他还特地以美国主动撤离菲律宾,恢复菲律宾独立地位的事实,来证明不必担心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以及美国不是帝国主义的论点。

　　一个自巴黎和会以来,曾强烈抗拒过外国对华主权要求的人,一个视恢复国家主权为终身职业的人,一时间竟如此坦然地主动提出向外国交出国家主权。发生在顾氏身上的这种强烈的政治反差,深刻表明,在国家政权行将崩溃的特定时期,人的政治品格可以发生怎样的扭曲。这不是顾维钧,又是顾维钧。

　　顾氏用以游说美国朝野的主要方式,是以当时刚刚流行起来的冷战意识为依据,把国民党的反共内战与美国的全球利益联系起来,以期美国全力相助。顾在美国频频发表演讲和谈话,他说:“中国与中共作战,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反抗苏联的扩张。”又说:“我们和共产党战斗一天,就意味着为美国和东南亚各国争取到一天的时间。”此类谈话多不胜举。对于英国这样的在远东已经没落的帝国,顾氏亦紧追不放。当时欧美政界对蒋介石极为不满,一再试图换马,而顾氏则一再出面为蒋辩护,他说:“在中国没有人比蒋委员长更爱国,更想为建设中国出力。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不过他的工作方法可能过时了。”[94]可见顾氏的游说相当尽力。

　　然而游说的结果如何呢?1948年11月11日,顾氏拜访了代理国务卿洛维特,探询美国对南京的援华要求的答复。当时南京的要求包括:“派遣美国军官到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并且,“需要几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军官,直至少尉”。显然,这是要求美军全面介入中国内战。对此,洛维特的答复是:“问题本身实际已含有答复,就是`不行’。中国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要求美国政府指挥中国军队,这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接到这种请求是在战局恶化之后,而不是以前。美国派军官指挥中国军队无异于为打内战负责,这自然是办不到的。”[95]

　　全面介入的要求被拒后,顾氏仍指望美军局部介入。他接着探询驻青岛美国海军的去留问题,洛维特答道:“如果中国共产党进攻青岛,美国海军将不负防卫责任。那要由中国当局进行抵抗以保卫该市。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上海或南京。”洛维特的解释是:“美国当前在青岛和上海的地位和1943年以前不同,因为已于1943年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因此,美国无权也没有责任保卫青岛、上海或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那是中国政府的责任。”[96]如此答复,顾氏颇觉“令人沮丧”。在顾氏一生的对外交涉中,这是他饱尝冷遇、黯然失色的一段时间。济南战役之后,国民党已呈败局之势,国内朝野人士纷纷借故访美,以探退路。顾氏乘此机会与各方来客频频交谈,以解心中一个萦绕多时却又百思不解的问题:国民党的下坡路为什么走得如此之快?各方来客所谈事例不尽相同,但均归结为三点:政治腐败,军官无能,经济崩溃。然而这些解释均不能使顾氏心服。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我逐渐弄清楚这些情况之后,尽管有内部消息,我自己仍不能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我们如此成功地完成抗战大业后,为什么下坡路走得如此之快,以致已真正危及政府的继续存在,和怎样解释共产党如此之得人心。直到目前我还不大能理解这一点。”[97]在这里,顾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如此之得人心。这在国民党高层人士退出大陆后所撰写的大量的回忆与思考的著述中,是很少见到的。看来,顾氏对此问题最终亦未取得满意的结论,不过问题在于:这种思考本身就不无意义。

　　七、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双重性格

　　对于那些仰仗美援的国家政权,美国通常是附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向对方作同步的政治渗透。战后,美国一再向蒋介石的一党训政的一元化政体施加压力,迫其扩大政治基础。为取悦美国,蒋介石对西方的多元化政体,作出了某种附庸风雅的姿态。在这个背景下,原本对于一元化政体从来是逆来顺受的自由主义者,其固有的多元化的政治潜意识被诱发出来,这样,一批原本并无参政欲望的淡漠处世的士大夫们,开始躁动起来。

　　1947年9月,前往美国访问的前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对顾氏说:中国最近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使自由主义者参加政府工作”。黎说司徒雷登对此“大加鼓励”。黎要求顾担任他们的领导人。顾当即婉拒。顾氏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在此之前,一位人士也曾对顾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把中国从混乱中解救出来”。顾则表示:“自由主义者在群众中没有根基,因此不能对自由主义者阶层寄予奢望。他们实在无法独自完成这一任务。”[98]看来,顾氏此刻的头脑是清醒的,相当准确地指出了自由主义者阶层的基本弱点,即“没有根基”,因而不能独立地担负政治责任。基于这一认识,顾氏最初对于多元化的政治运动是回避的。

　　1949年4月下旬,中共攻占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政局一片混乱。当一个政权因自身的极度衰弱而呈摇摇欲坠之时,自由主义者们也全然不见了往日对政治的敬畏,其固有的恃才傲物的特性公开表现出来,顾维钧不甘于沉默了。[99]

　　当时,美援是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唯一指望,然而作为驻美大使,顾维钧清楚地知道:美国“显然不愿同委员长和国民党再打什么交道”[100]。在这种美国日渐抛弃国民党的背景下,一向澹泊的顾维钧萌生了一项取代国民党的政治计划。1949年5月,顾氏开始策划组成一个“由归国的留美学者组成的自由主义内阁”[101]。顾氏与宋子文、胡适、蒋廷黻(时任驻联合国代表)等人多次会商这一计划,并得到杜勒斯、司徒雷登等人的支持。这项计划的实质是,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独立地打出自由主义阵营的旗帜,以此争取美援。

　　顾氏开列的内阁名单如下:行政院长胡适,外交部长蒋廷黻或王世杰,国防部长孙立人,财政部长陈光甫,经济、农业部长晏阳初。其余的次要职务,则“留给各个地方派系,如西北马家集团、国民党、川系、桂系、乃至粤系等等”[102]。在顾氏眼中,国民党的地位仅仅是处于他们安排之下的一个派系而已。之所以推出胡适为群龙之首,用顾维钧的话说:“他是我们的王牌”。

　　这份以留美人士为主体的“内阁”名单,显然是取悦美国人的。此外,顾氏还为这个“内阁”拟定了明确的施政基调,他说:“我们必须按出钱的老板定的调子演奏,”[103]“我们应该按美国的期望行事,才能保证取得美援”[104]。这一施政基调,也就为这个拟议中的内阁作了足够的注释。这个“没有根基”的政治阶层,一旦试图担负政治责任,便只能是按出钱老板的期望行事,从拟议中的人选到拟议中的施政,无不以“老板”的视线为转移。

　　估计到美国人必是欣赏这一计划,一向慎言的顾维钧竟也自负地宣称:新内阁组成后,“国民党也必须退居幕后,授予新内阁以施政的全权”。对于蒋介石,也要“说服他暂时往后靠”。[105]考虑到国内派系复杂,顾氏还特地为“胡内阁”设计了一套运作方式,顾建议胡适任用50来个无职务甚至也无薪俸的人,作为胡适的代表,专门从事与各个集团的联系,以求取得合作。[106]大概是过度沉浸于胡内阁的创意,顾氏也由此而生出几分悲凉的政治使命感,顾对蒋廷黻说:“这确实是我们拯救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和最后一张牌”。

　　然而这个拟议中的内阁一开始便胎死腹中,原因是被顾氏视为“王牌”的胡适,却并无王者气概,胡适表示“他生性不愿指挥别人”,拒绝了拟议中的行政院长之职。宋子文认为:“不能信赖胡适当一个卓越的行政官员,但他在国内外是一个很好的自由主义的象征。”[107]最后,蒋廷黻无奈地说:“让胡作中国的甘地,我们大家再去找一位中国的尼赫鲁。”[108]看来,他们最终也未找到那位“尼赫鲁”。

　　胡适虽然拒绝出任行政长官,却有兴趣“组织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胡适在1947年便有组建自由党的想法,1949年6月再度提出,胡适感到“没有政党就不能有所作为”。胡适对顾氏等人说:国民党是“庸人党”,“耗子窝”,因而希望组成一个合法的反对党。蒋廷黻草拟了该党党章,颇获美国人好评。顾氏对组党也是赞成的,认为:“在任何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中,执政党都应有一个合法而有效的反对党。”[109]1949年9月,顾氏接受蒋廷黻的邀请,同意作为该党的发起人之一,并表示一旦加入该党便放弃国民党党籍。[110]

　　1949年10月,顾氏在接待青年党的曾琦时,一种感慨油然而生:“国民政府总是希望有少数几个中国所谓的附庸党参加新建立的不论什么机构……作为对抨击国民政府是独裁政府,不是多党组织的回答。在政府中,为了同样的理由,通常把一两个次要职务分给这些少数党。”[111]对青年党的怜悯,表明他们这个自由党是不甘为附庸党的。然而问题是,该党如要取得合法地位,便必须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而该党的反对党的性质,又不可能得到蒋的认可,因此,这个自由党没有出生权,如同前面那个自由内阁一样,胎死腹中。

　　上述拟议中的自由内阁和自由党,是以一批曾经留学美国的头面人物为主体,在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以多元化政治为旗帜,试图改变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局面,而进行的一次微弱的政治试探。这一试探从始至终充其量不过是少数人之间一种私下的动议。这一活动是在美国人大力推动倒蒋换马的背景下,作为美国扶植的第三势力运动而产生的。的确,在蒋氏父子退居台湾前后那段危机四伏的年代,美国的这一活动曾经是彼伏此起。

　　然而蒋氏父子退居台湾后,一方面愈加抵制政治多元化,另一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从而逐渐渡过内外危机。一旦蒋氏自身站稳,美国以及那些窥视者对他奈何不得时,局面便发生转换了。

　　首先,自由主义者们又恢复了往日对蒋氏的敬畏和对政治的谦卑。胡适表示,蒋廷黻、顾维钧乃至宋子文都不大懂政治,于是回过头来承认:“蒋委员长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足以团结大陆和台湾的非共产党人,领导光复大陆运动的领袖。”[112]接下来蒋廷黻也劝告那些仍对第三势力运动感兴趣的美国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支持蒋委员长进行改革……其他办法,也就是支持蒋委员长而不进行改革,或者进行改革而不要蒋委员长,都是不切实际的。”[113]对蒋介石的唯一性的承认,等于是对多元化的自我否定。

　　最后,美国人也认识到蒋氏之外别无选择。1953年9、10月间,在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安排下,蒋经国首途访美,这是美国重新确认蒋氏父子地位而发出的一个信号。参加安排这次访问的一位官员对顾维钧说:“国务院和国防部都终于认识到所谓第三势力运动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至今还看不出能指望谁来成功地领导解放运动,谁也没有蒋介石那样出名。”[114]自此,美国基本上打消了以第三势力取代蒋介石的指望。

　　顾维钧较早地退出了这一运动。就思想本质而言,顾氏无疑是赞成政治的多元化的,然而经验告诉他,多元化的前途并不存在。1951年3月,顾氏在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政治领导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形成的……任何人,不管他的品德、才能和学识怎样在国际上知名,如果他不能赢得军队的信任或者没有掌握军队,他就不能成功地领导国家。”[115]

　　可以认为,这则日记反映了顾氏由多元化向一元化的回归。顾氏实际上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由主义阵营是以什么为依恃而染指政治的。正如顾氏所领悟的那样,掌握军队是掌握政权的前提,而自由主义者们所依恃的,则是国际上的“知名”身份。一定条件下,那些拥有知名身份的人们,一夜之间可以突发种种政治假想,如前所述,在顾氏等人的私下商谈中,中国政局乃至国民党蒋介石的命运,似乎都已处于他们的掌握与安排之中。然而当他们听够了美国人的赞誉。[116]谈够了政治假设,而面对掌握军队这个政治前提时,却发现他们所依恃的那个国际知名的身份,竟如此的无济于事。最终,在蒋介石面前,他们只能是自愧不如,而退出与蒋介石的政治角逐。承认掌握军队这个前提,实际上是对政治多元化的自我否定。在思想本质和政治现实之间不断地游离,决定了顾维钧以及他那个阶层的双重性格。

　　八、结束语

　　一般说,顾维钧在政治上是力求保持超党派的中性立场的,他的确比较看重自由主义者的那种矜持的独立品格,他也的确在其宦海生涯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心地维护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但他并不是完全置身于政治之外。顾氏一生经历过两次国家政权的更迭,两次均卷入了政治漩涡,并且两次均选择与失败者为伍,因而也曾两次为胜利者所唾弃。

　　1926年10月初,在北伐军即将攻克武昌之际,顾氏以一个殉葬者的姿态,出任北京政府代总理一职,因身处北伐战争的对立面,1928年7月,顾氏被南京政府通缉[117]。20年后,当国、共两军展开战略决战之际,顾氏再一次以殉葬者的姿态,以驻美大使的身份,竭力为南京政府奔走呼吁,为此,1948年12月,顾氏作为唯一的驻外使节,被中共宣布为42名战犯之一,再次被通缉。并且在这份战犯名单中,顾氏名列第22位,列在宋美龄、胡宗南、阎锡山等人之前。在国共两党所导演的两次国家政权的更迭时期,在分别发布的两次通缉令中,顾维钧是唯一一位两次均榜上列名者。

　　反过来,或许还是因为顾氏本质上的中性品格,国、共两党又都先后淡化了对他的敌意。1931年,经张学良的疏通,顾氏被解除通缉,并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1985年11月14日,年近百岁的顾维钧在纽约平静地去世,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转达了她对顾氏的哀悼。这位一度为两党所不容者,最终得到两党的善待和宽容。

　　顾氏生前留下的这部约600万字的回忆录,记载了一个半殖地国家的外交官,在国际舞台上的艰难跋涉,其中,有的是糟粕,有的是不应当苛求于前人的,还有的则是不无意义的经验之谈。任何时代都会留下若干历史遗产,对此,后来者是不能不屑一顾或者故意忘却的。

　　顾氏一生基本上服务于民国政权,他一生的是是非非不可避免地与这个政权搅和在了一起。本文在前面对顾氏的几个侧面作了几点散论,显然,他的从政记录也是优劣兼具。然而,最后当我们回过头来对顾氏那庞杂的一生再作一瞥时,又看见了巴黎和会拒签对德和约这块界石。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列强的集体决定面前对不平等条约作正面拒绝,在很大程度上展缓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进一步侵蚀,并由此转入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顾氏作为中国代表团后期的实际主持者,作为代表团内力主拒约的中坚分子,在拒约过程中发挥过一些具体的、直接的作用,从而把自己的名字溶入了这块界石,从而也为他那饱经沧桑的外交生涯,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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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顾维钧回忆录》13册,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至1994年陆续出版。以下简称《回忆录》。

　　[2]《回忆录》第1册,第123页。

　　王云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第269页。

　　[3]《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5页。顾氏十分重视这份电报,回忆录中多次提及,但因资料散失,回忆录中未收入该电。当时力主参战的主要是段祺瑞,但段的出发点与顾不同,段之目的在于编练一支派系武装“参战军”,结果导致了府院之争、张勋复辟,这是顾氏所始料不及的。

　　[4]王云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9页。

　　[5]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上海KELLYANDWALSH,LIMITED1931年版,第25页。

　　[6]朱启钤存稿。这是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致朱启钤的密电。

　　[7]《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8]同上,第137页。

　　[9]同上,第117页。

　　[10]《秘笈录存》,第226页。

　　[11]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名义上不是在华盛顿会议之内,而是在会外由中日单独谈判。这一安排一方面是应日本的要求,另一方面,美、英认为会内谈判对中国不利,因为与会国绝大多数签署了对德和约,承认了日本在山东的地位,如在会内讨论,这些国家不便支持中国,故而作出会外谈判的安排。但谈判由美、英两国各派两名代表参加旁听,并担任调停,谈判结果亦须上报大会,因此实际上是华盛顿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

　　[12]《秘笈录存》,第507页。

　　[13]《回忆录》第6册,第401页。

　　[14]希望条件涉及七项内容:势力范围、兵警、邮局、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租界、关税。其中2、5、6三项为顾氏好友金问泗编入《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一书,故可断定至少这三项出自顾氏之手。另外颜惠庆在1919年3月1日日记中记载:“收到顾关于租借地的备忘录”,也证明该项出自顾氏之手。

　　[15]《秘笈录存》,第154页。

　　[16]《秘笈录存》,第199页。

　　[17]《秘笈录存》,第312页。

　　[18]同上,第333、334页。

　　[19]《回忆录》第1册,第317页。

　　[20]《比华使致外交部备忘录》(1926年11月5日),《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149页。

　　[21]《外交总长顾致比华使照会》(1926年11月6日),《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151页。

　　[22]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8年11月22日。台湾“国史馆”1987年版。

　　[23]《回忆录》第5册,第209页。

　　[24]《回忆录》第5册,第580页。

　　[25]《王世杰日记》,1942年10月1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26]同上,1942年10月31日。

　　[27]《回忆录》第5册,第176页。

　　[28]《回忆录》第5册,第417页。

　　[29]《回忆录》第5册,第171页。

　　[30]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200页。顾任驻法大使期间,杨任三等秘书。

　　[31]同上,第418页。

　　[32]同上,第422页。

　　[33]《回忆录》第5册,第176页。

　　[34]同上,第580页。

　　[35]《回忆录》第4册,第123页。

　　[36]同上,第5册,第396页。

　　[37]《回忆录》第5册,第395页。

　　[38]同上,第9册,第105页。

　　[39]同上,第5册,第581页。

　　[40]同上,第6册,第172页。

　　[41]《回忆录》第2册,第192页。

　　[42]同上,第1册,第181页。

　　[43]同上,第5册,第311页。

　　[44]《回忆录》第5册,第426页。

　　[45]同上,第437页。

　　[46]同上,第427页。

　　[47]同上,第438页。

　　[48]同上,第441页。

　　[49]《回忆录》第2册,第8页。

　　[50]同上,第5册,第10页。

　　[51]同上,第4册,第523页。

　　[52]同上,第5册,第307页。

　　[53]同上,第700页。

　　[54]《回忆录》,第6册,第334页。

　　[55]同上,第7册,第242页。

　　[56]同上,第12册,第708页。

　　[57]同上,第5册,第603页。

　　[58]同上,第6册,第67、88页。

　　[59]同上,第8册,第87页。

　　[60]《回忆录》第7册,第85页。

　　[61]同上,第766页。

　　[62]《回忆录》第6册,第323页。

　　[63]同上,第7册,第330页。

　　[64]同上,第6册,第499、500页。

　　[65]《回忆录》第7册,第64页。

　　[66]同上,第1册,第266页。

　　[67]顾氏不注重政治学说的观念也体现在他对人的看法上,他所注重的是个人特征,而不是政治差异。在顾氏眼中:孙中山“热情洋溢,友好可亲,令人倾心”。袁世凯则“坚强、有魄力……天生的领袖人物”。曹锟的“用兵不疑、疑兵不用”的用人原则给顾氏印象极深,认为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认为陈公博“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有绅士风度的人,他不仅对朋友一向宽宏大量,而对敌人也是公正而宽宏大量的”。对于董必武的印象则是“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他似乎比李璜更长于辞令”。显然,在顾氏的观念中,人们的政治差异是不重要的。

　　[68]《回忆录》第1册,第341页。

　　[69]《回忆录》第2册,第46页。

　　[70]同上,第7册,第64页。

　　[71]同上,第5册,第483页。

　　[72]详见拙文《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73]《回忆录》第5册,第484页。

　　[74]同上,第1册,第397页。

　　[75]《回忆录》第1册,第398页。

　　[76]同上,第397页。

　　[77]同上,第397页。

　　[78]同上,第5册,第510页。

　　[79]同上,第8册,第90页。

　　[80]同上,第5册,第612页。

　　[81]《回忆录》第5册,第612页。

　　[82]李大钊认为:“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

　　得更好。”顾氏则反对外蒙独立(《回忆录》第1册,第340页)。

　　[83]顾氏此举曾引起中共高层人士注意。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委托前

　　往伦敦的邓发转达他对顾氏的问候(《回忆录》第5册,第611页)。

　　[84]顾氏在回忆录中对于何时、何地,由何人介绍加入国民党一事,始终未正面提及,可见他对此是羞于启口的。顾氏于1941年就任驻英大使,回忆录中提到:“我于次年才成为国民党党员”(《回忆录》第5册,第2页),以此推算,他是1942年加入国民党的。在1945年5月的国民党六大上,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85]《回忆录》第6册,第402页。

　　[86]同上,第2册,第46页。

　　[87]同上,第7册,第10页。

　　[88]《回忆录》第6册,第550页。

　　[89]同上,第6册,第541、542页。

　　[90]顾氏在回忆录中对中共没收其在北京、天津的动产与不动产颇有怨言,然而国民党北伐之后同样也曾没收其北京住宅(按:改为孙中山纪念馆,因孙病故于此),但顾氏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可见私有财产罚没与否,既是又不完全是导致顾氏政治倾斜的原因。

　　[91]《回忆录》第6册,第503页。

　　[92]《回忆录》第6册,第505、506页。

　　[93]同上,第510页。

　　[94]《回忆录》第7册,第378页。

　　[95]同上,第6册,第524、525页。

　　[96]同上,第527页。

　　[97]《回忆录》第7册,第21页。

　　[98]《回忆录》第6册,第550页。

　　[99]同上,第6册,第541、542页。

　　[100]顾氏在回忆录中对中共没收其在北京、天津的动产与不动产颇有怨言,然而国民党北伐之后同样也曾没收其北京住宅(按:改为孙中山纪念馆,因孙病故于此),但顾氏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可见私有财产罚没与否,既是又不完全是导致顾氏政治倾斜的原因。

　　[101]《回忆录》第6册,第503页。

　　[102]《回忆录》第6册,第505、506页。

　　[103]同上,第510页。

　　[104]《回忆录》第7册,第378页。

　　[105]同上,第6册,第524、525页。

　　[106]同上,第527页。

　　[107]《回忆录》第7册,第21页。

　　[108]《回忆录》第6册,第149页。

　　[109]1949年1月,顾氏曾私下提出一个挽救时局的六条措施:为蒋介石重组顾问班子、重组军队、以年轻人替换老年官员、以文官担任各省主席、任用大学生、贸易自由(《回忆录》第7册,第30页)。这六项被顾氏认为“最重要”的措施中,没有一项涉及农民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可见顾氏并不具有改造中国的认识能力。顾氏以及他所来自的那个中产阶层,大都与各级行政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于行政过程中的弊病认识较为深切,因而他们往往是把行政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的先导来认识的。顾氏的上述六项措施,其实质便是表达了对于行政过程中的公正与效率的关注。由于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因此自由主义者们总是愤世嫉俗,却又总是不能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千军万马。

　　[110]《回忆录》第7册,第210页。

　　[101]同上,第137页。

　　[102]《回忆录》第7册,第126页。

　　[103]同上,第137页。

　　[104]同上,第145页。

　　[105]同上,第207页。

　　[106]同上,第158、159页。

　　[107]胡适不适宜做行政工作,在他抗战时期担任驻美大使时已表现出来,当时胡适曾公开声明他当大使有三件事不干:不从事任何宣传活动,不介入采购武器弹药事务,不参与寻求贷款和信贷工作。这使外交界颇觉吃惊,因为在抗战时期,这正是外交工作中三项最重要的事项。

　　[108]《回忆录》第7册,第212页。

　　[109]同上,第484页。

　　[110]同上,第481、482页。

　　[111]同上,第434页。

　　[112]《回忆录》第8册,第255页。

　　[113]同上,第318页。

　　[114]《回忆录》第10册,第390页。

　　[115]《回忆录》第8册,第339页。

　　[116]美国有人称胡适和顾维钧是“中国的两位伟人”。(《回忆录》第7册,第156页)

　　[117]顾氏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被南京政府通缉一事,但回忆录的整理者却注明未查到对顾氏的通缉令(见《回忆录》第1册,第411页)。经笔者查阅,该通缉令发表于1928年7月9日,全文如下:“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姚震、汤漪、章士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等,劣迹昭著,著军事委员会、内政部、各总司令、各省政府、各特别市政府,迅饬所属,一体通缉,归案惩办,以儆奸邪而申国纪。此令。”(《国民政府公报》第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