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观察：草根写史：另一个声部的历史

    一位退休老人写了一部自传，刚刚在网上连载了一小部分，就引来近10万点击量，这让历史学博士邹振东着实吃惊不小。

　　在他眼里，这个82岁的老头再平凡不过。退休前不过是江西省井冈山市民政局一位普通公务员，退休后跟着儿女到厦门生活。每天清晨去公园打打太极拳，平日里爱下下象棋。平常不大爱自我表现，也不怎么讲过去的事。但眼下，这部用10万字篇幅写成的“过去的事”，在互联网上甫一露脸，便吸引了众多拥趸，并引发一场关于“草根写史”的讨论。

　　这位老人就是邹振东的父亲邹洪安。全家人都已记不清，老人究竟从哪一年开始动笔写自传，只知道“大约在10年前”。不过对于邹洪安而言，这项工程显然耗费的不仅仅是10年。早在40岁时，他就动了写自传的念头，为此咨询过朋友有关写自传的方法，也会特意记下平日里的事情。退休后，他正式动笔，这占据了他晚年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

　　抱着“以免他得老年痴呆症”的心理，儿女们渐渐习惯了父亲这种独特的脑力锻炼方式。即便是获得了厦门大学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的儿子邹振东，也从未想到，父亲笔下的自传会在今天引来如此多的关注。“当时，我们都没什么期待。”邹振东说。

　　直到2006年，“像蚂蚁一样”辛勤写作的邹洪安捧出了一部厚厚的手稿，邹振东才第一次正视并细读起这部个人史。他用“欲罢不能”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如果没有这本自传，我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这样不了解父亲，不了解父辈的历史”。

　　不过，邹家人始终认为这是一本非常私密的家族读本，因此也只限于在亲戚和朋友之间流通。但在2008年末，邹振东结识了天涯社区人文频道的主编张立国。“当时网上都是些瞎编乱造的穿越文、奇幻文，这本自传让我觉得很真实，很感动。”张立国说。他随后向邹家建议，可以把这部自传贴到天涯社区，“让更多的人看一看”。

　　于是，今年4月8日，这位普通老人以《个人史：草根百姓的一生》为题的自传正式在网上亮相。迄今为止，上传内容还不到原书的两章，却一度登上人文频道的头条。截至发稿，访问量已达88182人次。

　　负责贴文的张立国最近有点忙，更新的速度并不快。于是，每天都会有兴冲冲的网友催促。言简意赅的会说：“速度！”循循善诱的则说：“写得很好，一定要继续，不要‘太监’了。”这位写自传的耄耋老人甚至成了某种动力。有人“早几年写了又放弃了，看了楼主觉得又有勇气写下去了”。不少人说，这部自传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甚至有人说：“过几天父亲就要过来了，我也要帮他整理一部个人史。”

　　“人民造就历史！”还有人这样留言。一位昵称“菡萏”的网友将这部自传与历史教科书相比，“这部自传不会像历史书那样只有年代，这里有我想要亲近的生活”。

　　“这些人都是在表达他们所认知的一段历史”

　　这段可以“亲近”的生活从1927年邹洪安出生开始。他的笔下充满细碎而鲜活的记忆，写到他年幼时如何屡经饥荒，全家人只能靠吃南瓜藤、干红薯米充饥，饿得狠了，“连鸦片籽都吃过”；写到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11岁初小毕业即失学；写到他18岁那年跟村里的土纱贩子去卖纱，才刚卖了个好价钱，喝了大半碗五加皮酒，回程时却被军队“掳夫”，他和同伴如何被命令去抬炮架，又如何趁夜深钻洞逃出军营，连草鞋也丢了。为了怕再次被军队掳走，他光着脚板在荒无人烟、根本无路可走的大山岭上整整走了40里，终于走到大道上时，双脚已经血肉模糊。“路是人走出来的呀。这就是我走出来的路！”他骄傲地写道。

　　老人甚至还写到，1938年，他和父亲自行发行起了钞票。他们的第一笔钞票，在县城印好后，就被放进皮箩担子里，由邹洪安一路挑回村里。他们在本村设固定兑换点，在邻村设临时兑换点，用自己的钞票兑换法币，“赚取票子流动过程中的利息”。直到两年后，当局禁止市票流通，他的父亲因此被“关进了笼子里”，还罚款50元。

　　这样的私人记忆在网上连载后，很快打动了出版商。一家出版公司迅速与邹家联系，商谈出书事宜。

　　事实上，平民百姓著书立传，写底层生活史，邹洪安并非第一例。早在2003年，一个名叫陈文的人便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个人史《吃饭长大》。这是一位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退伍军人，既非官员，也非名人，尽管下海经商多年，“但在广州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的花花城市，甚至连‘有钱’都算不上”。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小学作文本、介绍信、病历、工资单等等，连同5万字的书面记述一起，堂而皇之地被正式出版，并被称为“中国人口碑历史的先锋试验版本”。

　　在出版了自己的个人历史后，陈文还开始筹备一部军人的口碑历史。他所想要记录的主角，都是一些渺小的、永远无法进入正规军史的退伍兵，“但无数个人的历史集中在一起，就成了民族的历史。”陈文对自己说。

　　这样的自觉意识，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村民侯永禄并不具备，但他在64年里记下了200万字的日记。在他过世10个月后，2006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从那些“关于土地收入、家长里短或有关信仰的社会思考、总结和分析”的日记中挑选出一部分，结成《农民日记》一书。

　　这位曾经在大队副支书任上两起两落的农村干部，“非常崇拜毛泽东”。尽管曾经一度有地不能种，天天吃红薯，但在“大包干”政策下达当时，他还是写下了这样的迷惘：“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啊？”与侯永禄经历过同样时代的人们说，这部日记记录了今天大部分农村年轻人所不再可能拥有的“关于土地的回忆”。

　　“草根写史”还渐渐超越了个人史的范围。湖南常宁一位名叫萧一湘的老人，曾花16年著成洋洋50万言的民间地方史《天堂脚印》。从有迹可察的宋代，至动笔写作的1999年，这部“野史”汇总了常宁1000余年来的政治、人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兵事和掌故。有学者称，“这是一部从人们口里抢救出来的口述史。”不过萧一湘自言，其动念只在于“一个人既已懵懵懂懂而来，总不能再懵懵懂懂而去”。他在序言末尾用“并不私人”的笔调写道：“但愿一滴水可以照出太阳的光辉，则甚幸哉。”

　　“这些人都是在表达他们所认知的一段历史。”邹振东对此深有感触。
 

“普通百姓写自传，这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诉求”

　　往日里，熟读《史记》的邹振东常常会做这样的追问：汉代的家庭怎样用五谷烹制三餐，周转不济时该问谁借贷，生老病死如何操持？但是，“流传至今的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应该建构于个体的常态的历史，反而消失不见”。

　　“父亲不是英雄，也不是明星，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叙述历史的权利。”这位历史学博士说。因为读博士时受到新史学观的影响，他从不轻视小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念群看来，在表现个体生活状态上，底层与精英同等重要。人们多研究精英历史，很大程度源于精英们可以书写，可以被记录，因此才可被后人追溯，“归根结底，精英有发声的渠道，但平民没有”。

　　“正因如此，很多人都认为宏观历史就是炮灰。”这位长期研究精英史的学者指出，读者对底层历史的追捧不仅仅是因为书中的内容引起了他们的共鸣。长久以来，两种历史观占据了社会的核心，一种是背后往往带有政治目的的宏大叙述，另一种则是过度以西方为中心，强调一切都在进化的现代性史观。现在，这二者“都在遭受质疑”，因此“草根自传必然会受欢迎”。

　　“普通百姓写自传，这本身就是对权利的一种诉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则给出了这样的论断。在物权、产权、消费者权益都日渐受到认同的今天，对历史的要求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权利，“这种权利正在得到社会认同，这是整个社会开放和进步的一个标志”。

　　连续10年来，郭于华和她的团队在东北、河北、陕北、四川的四个村落做农民口述历史的搜集工作。长年坚持，使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方法，甚至去的次数多了，“我们现在都可以用方言跟老乡讲话了”。

　　在多数人眼里，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项目，所以团队直到现在都很难找到资金支持。但在收集者看来，农民口述史和平民自传一样，只有通过这些记录，才可以真实地看到一个人如何与宏大的社会结构相联结。

　　郭于华和一个陕北农妇聊天时，农妇向她讲述了儿子刚出生时的情景。以前那个地方的女人不需要下地干活，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老人孩子、纺线织布、裁衣纳鞋，只有农忙那一阵，女人才会跟着男人下地撒种子。但这个农妇的儿子出生那年，一夕令下，不论男女，全村人都要下地干活了，不干活就没工分，没工分就得饿死。田在山上，离家特别远，她只好找了根布绳，天一亮就把还没断奶的娃娃拴在炕上，晚上回来，孩子一整天都饿着肚子，哇哇大哭，屎尿涂得全身都是，这位母亲只有半夜里抹眼泪。而那一整年她都没时间织布，孩子一岁大了才第一次有衣服穿。

　　其实也正是那一年，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如果没有农妇那样卑微的生存和琐碎的记忆，“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在宏观历史下真实的生活状态”。

　　“可是人们一直忽视自己的个体价值。”郭于华感叹。她在搜集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对回忆往事感到不知所措的农民，最常从他们嘴里获得的答案，总是“那不都过去了么，我们农民这点事，有什么可说的”。

　　“人为什么不重要？普普通通的村民村妇，不也是和共和国的历史一起走过来的吗？”郭于华总是这样告诉她的研究对象。很多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没有能力记录自己的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应该被遗忘，“因为在历史面前，人应该是平等的。”

　　郭于华还经常会以各种方式提到孟令骞——著名地主“周扒皮”的曾外孙。今年年初，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孟令骞花5年时间调查采访后写成的家族史《半夜鸡不叫》。在那个耳熟能详的“半夜鸡叫”的故事中，周扒皮是极尽刻薄狠毒虐待长工的大地主，但孟令骞在实地访问中却得知，周扒皮的资产在整个县城要排到2000名开外，划分成分时，他只是被定为“富农”。故事中被周扒皮虐待的高玉宝，“在实际生活中也并没有在周扒皮家当过雇工”。孟令骞一直生活在家族的阴影和屈辱中，他很自卑，“心里一直想了解太姥爷家族具体的罪恶是什么”，于是才有了从“半夜鸡叫”到“半夜鸡不叫”的另一种历史讲述。

　　“知道了这些，人们还会认为历史只是学者们的事吗？”郭于华反问。

　　不过，在国内对于这种相对草根的底层生活史的研究，迄今仍没有形成一个学科。即使是田野调查中极为重要的口述史，也“往往只是作为对社会学的一种补充材料出现”。杨念群指出，这是当前的史学空白。如何在个体叙述之上，“找到一个公共平台，现在看来还很难。”

　　然而从某种角度看，当个人的私密体验可以作为自传在网上流传时，一个人的回忆就得以从“私”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不能要求这种表述完全真实，”郭于华说，“但不同角度、不同面向的叙述，就让历史出现了多声部的可能。”

　　无疑，互联网有助于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正如郭于华所认为，“是网络开创了关于草根历史的新时代。”

　　尽管邹洪安毫不熟悉网络，但他80年的人生却在这个虚拟世界里被人们阅读。有时，他写下的那些遥远年代的故事，让如今的年轻人感到大为惊讶，他们会惊呼“被雷倒了”。

　　像“雷”这样的网上用语，这位老人是看不懂的，正如他也不能理解，年轻人为什么要将“东西”称为“东东”。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己的晚年，经由网络，加入到另一个声部的历史合唱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