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曲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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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多次对政治人物的民调中,蒋经国都高居榜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死后能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可谓是最高的殊荣。蒋经国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有独裁者的权威,却没有独裁者的陋习。他清廉、亲民、勤政、实干,到了生命的末期,还打开了民主的闸门。这些品质让他成了近代中国口碑最好的政治人物。
然而一个人物成长是离不开环境熏陶的,蒋经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绩,固然跟自身素质有关系,但肯定少不了环境的因素。蒋经国当政时的行事作风及为政手段,有很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这跟某党所宣传的官僚资本主义相去甚远。所有种种,跟蒋经国早年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从15岁到27岁,这是人成长生涯中最为重要的阶段,而这一阶段,蒋经国是在苏联度过的。在苏联,他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角色变幻,从刚开始受到优待的异国贵宾到后来成为辛苦劳作的农民甚至于成为饥寒交迫的犯人,苦难的生活煅烧出了蒋经国这块栋梁之材。

▌ 出发,向遥望的梦想出发。
1925年10月19日,位于上海江岸的一艘苏联货轮在鸣迪声中缓缓启动,它的目的地是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联盟。船上有一群满怀着革命理想的青少年,此时他们都是为了寻求革命真理,而前去当时世界各国左派人士向往的革命圣地。这一群中人,有一个年仅15岁的还满脸稚气衣着朴素的少年——蒋经国,此刻他正凝望着渐渐远去了中国海岸线,心里略有一些迷茫。
这是蒋经国第一次出国,准备在苏联留学两年,然后回来报效国家。此时他不会知道,这一去就是12年。这12年里,他所经历的人生跌宕、世情变幻,以及所受的苦难,绝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与他同行的,还有后来成为邓小平第一任夫人的张锡媛;还有一位叫着陈绍禹的青年,日后他有了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王明,而他与王明之后会有无尽的纠葛。
1925年到1937年,这十二年,蒋经国在苏联生活,经受了冰与火的锤炼并最终他成为了一代伟人。他虽然身在苏联腹地,然而他的命运却与中国局势息息相关,在苏联的岁月中,他似乎是被卷入洪流,他没有自我选择的机会,他的身份也因为时局的变化而不停变化。然而不管环境多么险恶,蒋经国都经受住了恶劣环境的考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 激进的愤青学生
刚到苏联时,蒋经国是在中山大学(孙逸仙大学)学习。由于此时为国共合作时期,蒋经国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子,初期还是受到苏方的照顾,生活与学习条件都不错。蒋经国是激进青年,又在苏联接受共产主义熏陶,他很自然地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在学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而当时他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
与蒋经国不同,邓小平是在法国勤工俭学,而后转道去莫斯科来到了中山大学。我们只能说,历史很奇妙,这两位后来都成为两岸最高领导人的矮个子,此时都在一个小组里,也许他们很可能还是很要好的革命小伙伴,而之后的几十年中,他们互相成为对手,相互敬佩又相互斗争。
蒋经国在莫斯科的舒心生活没有持续多久。1927年他在中山大学毕业,正想返回国内时,蒋介石与共产党决裂,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并开始清党运动。消息传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子们群情激愤,声讨着蒋介石的罪行。而身为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政治漩涡之中。在一次演讲中,蒋经国跳上主席台,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蒋介石!”次日,他又在苏联报纸上撰文,再次严厉声讨父亲:“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蒋经国的激进态度获得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他也成了明星人物。但是他没有想到,从此时起,他已成为斯大林手中的一枚棋子,以后他多次申请回国,均不被批准,他实际上已是人质了。
1938年,中国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会见了蒋经国。对于蒋经国的革命热情,周恩来表示赞许,但是劝蒋经国仍应该经常给其父亲写信保持联系。周恩来的做法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好心,而是有一定政治目的。他已经预见到了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将会有长期的斗争,而蒋经国是枚很好的棋子。

▌ 优秀的军人
1927年,蒋经国在中山大学毕业后,申请回国未被批准,便要求加入苏联红军,成为莫斯科第一师一名普通士兵。由于蒋经国训练认真刻苦,他成为了该师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并被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及政治学校深造。这个学校是苏联军官的摇篮,其地位类似于美国的西点军校。
在军校学习期间,蒋经国的成绩非常优秀,被评为“全校最优秀的学生”。1930年10月,蒋经国从军校毕业,再次申请回国,又未批准。申请担任红军军官,又被斯大林否决,而是被派到莫斯科狄那莫电厂当见习生。
▌ 发电厂工人
蒋经国来到了莫斯科狄那莫电厂后,快速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刚开始他是机械操作员,这是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要工作八小时以上,而工资仅为45卢布。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各方认可,并且被推荐为该电厂的管委会副主任。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共驻苏代表王明的反对。王明是跟蒋经国同船来到苏联的人,但是也正是他多次反对蒋经国回国,并上书建议斯大林把蒋经国扣下。这一次王明再次反对蒋经国任为管委会副主任,蒋经国无法抑止内心的怒火,两人发生了冲突。
在此之后,王明率领着他的团队回到中国,他们号称28个布尔什维克,要与毛泽东争夺中共的领导权。

与妻子芬娜在苏联
▌ 勤劳的农民
与王明冲突的恶果马上出来了,蒋经国被发配到了雷雅札Ryaza区)地区朱可瓦(Zhukova)村的一处集体农场。这位中国的太子,开始了在苏联的第四个身份——农民。朱可瓦的农民大多比较粗俗,对于这位发配过来的中国太子爷并没有什么好感。蒋经国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不过三十卢布,两身衬衣裤,几本书籍,别无长物”。
第二天上午他去吃早餐时,几个农民嘲笑他:“瞧,来了一个只晓得吃面包、却不会犁田的人。”当时他大病初愈,在这屈辱声中,蒋经国扶起了犁把,迎着寒风蹒跚地耕田。就这样,从早上一直耕到晚上,中餐都没有吃。一天下来,疲惫之极,晚上回到四处漏风的教堂车房稍吃了点东西就睡着了。
睡到半夜时,当地的一位农民老大妈叫醒了他,说:“这不是睡觉的地方!到我的草屋里去睡罢!”于是他便跟着这位68岁的老大妈,到了她的草屋里去睡。草屋虽然也不保暖,但比起那千疮百孔的教堂车房还是好一点。
到草屋睡了不到四小时,天就亮了,这位落难的中国皇太子必须得起床,开始他的农民生活。起初几天,当地的农民都不怀好意地慰问他:“好早呀!耕田要比吃面包难罢?”对于这种非难,蒋经国付之一笑。此后五天时间,每天都是一大早就去耕田,一直到晚就回,而每天却只睡四五个小时。蒋经国的发奋为他赢来了尊严,再之后那些嘲笑他的农民也会友善地跟他打招呼,并邀请蒋参加他们的农民会议。
几个月之后,蒋经国就成为这个集体农场的主席。到1932年10月,蒋经国突然被调离了农庄,迎接他的将是更沉重的苦难。

蒋氏父子
▌ 流放的犯人
蒋经国的这次调离仍然是王明对他的迫害。王明与他的28个布尔什维克战友回到国内,与毛泽东争夺中共领导权失败后,再次回到了莫斯科。发现上次被他整的蒋经国生命力如此顽强,竟然在农庄里过得红红火火,还当选了农庄主席。便再次向苏共建议,要把蒋经国调开。
于是蒋经国被发配到了极为遥远的西伯利亚,这是传统意义上沙俄及苏联流放犯人的地方。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地区做矿工,劳动强度非常大,却没有足量的面包吃,并且还有监工,稍有不慎就得挨皮鞭,他成为事实上的犯人。蒋经国迎来了人生中最为黑暗的岁月。到底有多苦,蒋经国曾回忆道:
有一天我病了,病得快要死了,睡在一个小火车站的烧水房里面。有四个青年的伙伴围绕着我,两个摸着我的手,一个摸着我的头,另外一个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我身边,他们都知道我的病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想医我,救我,帮助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靠力气生活的,而这几天因为天气特别冷,火车站上的货物不能搬运,所以一个钱都赚不到,他们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同声唱我所喜欢的歌给我听:
我死了,我死了!
总会有一个人把我埋葬起来,
可是谁也不会晓得我的坟墓在哪里,
……
这一天晚上,门外的风声特别的大,地上的冰发出格格的裂声,火车也因为气候过冷而误了班,这是今年最冷的时候。听听门外的风声,看看地上的油灯,望望朋友的愁容,想想自己的命运,感觉到死并不算是一件稀奇的事。倘使我死在这里的确谁也不会晓得我的坟墓在那里。过了几天我的病总算脱了险,大家又兴奋起来了,但是因为病后没有气力,还是靠这四位朋友来养活我。
这不是第一次蒋经国面临着困苦而死的局面。还有一次,他也差不多要饿死,因为一个叫彼得的小叫化子把讨来的饭分一半给他吃,他才活了下来。后来长期跟随着蒋经国的王升回忆道:
在俄国身无分文,还讨过饭。有一回,蒋经国发觉一家餐馆后面的水沟里,漂着一层油水,他饿得头晕,想办法把这水沟里的油水刮起来,用一只罐子装好,再找东西来烧,就吃煮热的“油水”填肚子。天下大雪,夜里冷得不得了,蒋经国找到一个大垃圾桶,在桶子中间挖个洞,他委身蹲缩在桶里,度过寒夜漫漫。蒋经国半路上病倒了,多亏遇到另一个要饭的孩子“小彼得”,把每天讨来的饭,比较好的东西给他吃,才没饿死。
有些人天生就不会被命运打垮,蒋经国就是这种人。在苏联,他生活的艰辛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然而他却撑过来了,一年之后,他担任了厂长助理。并且还收获了爱情,他在那里认识了蒋方良,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结为连理。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有一种人,天生就那么优秀,不管什么样的环境都挡不住他出人头地。就如蒋经国,进入中山大学,他是普通学生,毕业时他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进入军校时,他是普通学生,毕业时他的论文拿到了最高分;他以普通工人的身份进厂,几个月后就被推举为管委会主任;他以普通农民身份改造,几个月后却被选为农会主席;他以犯人身份进厂劳改,一年后却当上厂长助理。还有什么人能挡得住他前行的脚步啊?不管什么样的烂牌,他最终都能打出一手好牌。果然,若干年后,他以官二代及独裁者的身份主政台湾,却赢得了开国明君般的盛誉。

与妻子芬娜在苏联
▌ 蒋介石忍痛放弃救回爱子的机会
这时他在苏联已呆了十来年了,祖国似乎是越来越遥远。他多次申请回国均被拒,心里对国家的爱与对家人的思念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同样,蒋介石也在多方努力,希望能接回自己的儿子。但有几次可以接回儿子的机会,蒋介石却忍痛放弃了。
第一次是1929年7月,张学良冒险发动中东路战争,欲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结果是被苏联红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几乎全军覆没。12月22日,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代表会谈,签订了《伯力协定》,承认苏联的一些特权。但事后,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协定》超出了中东路本身,还涉及到通商、恢复使领馆等须由中央“直接交涉”的问题,不肯予以批准。由此中苏两国关系非常紧张。
1930年10月,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蔼龄向蒋介石建议批准《伯力协定》,以换取苏联放回蒋经国,这建议被蒋介石断然否绝。蒋介石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态度鲜明,绝不接受以屈辱的协议来换回自己的儿子。
还有一次是1931年,苏联派驻中国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的共产国际的特务牛兰夫妇被国民党抓住了。共产国际托宋庆龄向蒋介石带话,希望用蒋经国来换回牛兰夫妇。蒋介石再次断然拒绝,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亡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蒋介石的这段话,现今读来,仍让人心生敬意。
但蒋介石接回儿子的想法一直没有停止。1932年12月12日,中苏两国在日内瓦宣布恢复邦交,两国关系明显回暖。1934年10月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赴苏联考察,宋美龄向他转达了蒋介石思念儿子的情况。显然这是要求蒋廷黻伺机把蒋经国带回国内。
到了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后中共方面介入,周恩来进行协调。在与蒋介石几天的面谈中,周恩来见蒋介石露出了思念爱子之意,周恩来便承诺在事件解决之后,会向苏联方面争取蒋经国回国。

回国前与相关人员在苏联的合影
▌ 别了,苏联!
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经国在中共的帮助下,终于结束了在苏联的人质生涯,将要离开苏联的蒋经国,心情非常复杂,他在这个国家受了那么多苦难,却也学到了不少,并且还娶了这个国家的女人为妻。在离开苏联的那一天,他在日记中深情地写下了四个字:“别了!苏联。”
站在回国客船的船头之上,眼前便是茫茫的太平洋,望着无边的大洋,蒋经国心里或许感慨无限。12年前,他离开中国,也是从乘船经过这片辽阔的大洋来到苏联,当时他还只是个15岁懵懂的少年;12年后,他经历了种种历练与磨难,带着满腹理想,回到他心爱的祖国去,此时他已是成熟坚韧的青年了。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如果说在苏联的那段冰火岁月就如炼钢融炉的话,经过12年的煅烧之后的蒋经国,已成为一块绝世好钢。以后这块好钢被打造成了一柄锋利无比的宝刀,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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